并不是要拿苏斯坎德和汪精卫比。犹太人的处境比我们要残酷的多。犹太人自治会的任务是检举犹太人，把他们送进集中营，不愿意的话自己会被抓进集中营。汪政权存在的目的就是让沦陷区安居乐业，恢复秩序，而不是害中国人，不愿意干的话隐退就是了。 但是苏斯坎德无疑是令人佩服的，犹太人战后反思也是令人佩服的。

非要让所有人都认同这些，恐怕是不可能的吧。

汪精卫的做法，是完全置个人名利于度外的。要全面地理解汪，必须正确地解读民国那段历史。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即便是现在的台湾学者，能够公正客观地解读民国，也是凤毛麟角。而在公众的认识领域中，根本就谈不上认识，只有一片无厘头的骂声。

从临时政权成立时，汪清醒地认识到，他签的不是卖国条约，只是其个人的卖身契罢了。然作为日沦之间的缓冲，汪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通常，积极的“获取”之功易为人所见，而消极的“免于损失”或“减少损失”之功则往往不易被人理解。所以大众往往只知道崇祯帝是亡国之君，而能看到因为他的励精图治而延缓了明朝的覆灭者则不多。
至于以最终结局作为一个人的盖棺定论的现象，则更加普遍。譬如史可法，很多人只知其死守扬州的忠义，不知因为其身处高位而缺乏才能导致南明弘光政局的败坏。
当然，这是汪自己选择的道路，他做出决定的时候应该已经考虑过有可能面临的结局。如果只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可以称汪为“卖国贼”，出于爱国教育也需要一些典型的例子，所以为汪平反希望渺茫，且意义不大。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或者爱好者来说，弄清历史的真相是非常有必要的。
历史上，因注重名节而英勇赴死的人很多。但是，能够为了众人之利而牺牲名节的，少之又少。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