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论礼乐第二十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常少卿祖孝孙奏上奉命制定的新乐曲。太宗问：“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可见，李世民是把礼乐看做圣人用于节制人欲的手段，认为它跟政治的好坏没有关系。可是，御史大夫杜淹不同意。他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
杜淹的观点，认为音乐的悲喜跟国家的兴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间普遍流行的观点。唐太宗对这种观点很不以为然。他说：“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他认为，人的悲喜之情跟音乐没有关系，悲喜之情源于人心。对唐太宗的话，魏征表示赞同，说“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可见，唐太宗否定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可能导致国家衰亡的说法。这等于预先取消了对文艺创作的一切禁锢，消除了文艺创作者的一切罪名。因为唐太宗的这个思想，使得文艺创作在整个唐朝始终处于自由的状态，文艺创作者始终没有因言获罪之虞。
试问，整个唐朝，有哪位文人是因为在诗文中讽刺社会、批评现实受到过朝廷惩罚的？以杜甫、白居易那样批判现实时的尖锐激烈态度和热辣犀利程度，在许多朝代都会是惹祸上身乃至累及亲族的。但是，在唐朝，他们都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安然无恙，毫毛无伤。
唐太宗自身十分喜爱文艺，曾满腔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但是，他对文艺创作采取的却又是如此毫不设防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相互矛盾的。文艺爱好者，大多会认为，文艺对于社会、国家是会发生重要、深刻影响的。这文艺爱好者倘若同时又是统治者，则会对文艺怀有敬意的同时，也怀有戒心，想方设法加以利用，挖空心思进行管束。

究其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唐太宗为人的宽容豁达；二是唐太宗吸取了几个前朝皇帝失败的教训。
《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第二十九》记载，李世民即位之初，根据周文王“生不讳其名”，文王名昌，但是《周诗》有“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春秋》有“齐侯，宋公同盟于幽”等，因而颁诏：“……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贵为天子，竟然下令不必避自己的名讳，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唐太宗其人性情的宽容豁达。宽容豁达，源于自信。“聪明英武”、文武兼备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有这个自信资本的皇帝。
同上《文史第二十八》：贞观十一年（637），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唐太宗下令将自己的文章编辑成集子。不料，唐太宗不但没领他这个情，还说出一大套不编辑文集的理由：“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辞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最终也没有同意邓隆的要求。
“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唐太宗深知，作为皇帝，他的主要职责是造福于民，而不是给自己谋求文名。显然，唐太宗是一个角色定位清晰、处事理性务实的皇帝。他的思想境界，今人多所不及。唐太宗的诗文，直到当代才有学人将其编为文集出版。唐太宗不愿意出版自己的文集，是他从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等人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知道，皇帝“大有文章”，不见得有益于宗族社稷。这跟近人王国维所说的“亡国之君，多有才艺”，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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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边塞诗的鼻祖

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