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孝明皇帝卷有如下记载：
会盖延为京兆尹，事多犯法〔一〕，伦数谏争，不合，遂沈滞曹吏。（第五伦部分）
周天游注解为：
〔一〕　范书盖延传曰：「拜为左冯翊，将军如故。」李贤注引续汉书曰：「视事四年，人敬其威信。」惠栋曰：「袁宏纪：延为京兆尹，事多犯法。华峤书亦云：延代鲜于褒为冯翊，多非法。续书所载，非实录也。宏以为京兆尹亦讹。」
查后汉书第五伦传，引华峤后汉书卷二记载如下：
第五伦传曾孙种　卫羽
　　一一三　盖延代鲜于褒为冯翊，多非法。伦数切谏，延恨之，故滞不得举〔一〕。（姚。汪。黄。铃木——范书本传注
目前主流学术界一般会认为袁纪有讹误，取范书，盖延当为左冯翊，不当为京兆尹。然我这几天反复思考，以为此处后汉纪反而正确，而范晔记载有误。
兹将理由列举如下，与诸位探讨：

按范晔的说法，盖延是当了左冯翊，然后因为不喜欢第五伦，于是第五伦郁郁不得志，最后还遁去化名王伯齐。这个记叙猛一看没啥事。但是仔细一想，第五伦他一个京兆人，跑去长时间到冯翊当小吏，按照两汉制度，太守等需要外地人，而属吏需要本地人的规矩。一个京兆人长期去冯翊当小吏就显得十分诡异了。
从第五伦传的行文来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或者“太守鲜于褒见而异之”，虽然没说是哪的郡尹，以文理论自然指的是本郡，那么在建武初，鲜于褒是京兆尹这个当无问题。如果鲜于襃这时候是左冯翊，这里应该说以营长诣左冯翊鲜于褒。（这也符合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里的第一条记载，建武初，京兆尹鲜于襃）。事实无论后汉书还是后汉纪，这一段的上下文完全没提到左冯翊。
那么，为啥盖延代替了鲜于褒的时候，他们的职务就突然成了左冯翊了？此后汉书奇怪的地方一，而按后汉纪的说法，这一条反而正常了。

有人提过，严耕望地方政治制度甲部里面，以为西汉之三辅，东汉之河南有特例，允许本郡小吏聘外地人。
由于建武初制度不全，姑且认为建武初三辅，依然沿用西汉制度。
那么或许第五伦以一个京兆人，依然可能在冯翊做小吏？
查严耕望原文，主要的依据是：黄霸传颜注引如淳的说法：三辅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独二百石，所谓尤异者也。
如淳魏人，去汉未远，所言或有据；但就严氏所举的例子来看，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云陵。明说已经迁徙，自然以现籍为准，而非祖籍。
搂护也是少在长安，不可但以齐人视之。
因此，“仕用它郡人”的前提是该人已迁籍或长期留居当地。而这种情况，第五伦并不满足。
当时他可是和宗族据营自保，肯定是在自己家乡，除非他们举族迁到冯翊——但史书中没有这种记载，而且第五伦的族孙第五访还是京兆人（见循吏传），说明他们没有迁族。
故而三辅特例，并不适用于第五伦。
既然三辅特例不适用，那么第五伦自然不可能以一个京兆人的身份，长期去冯翊当小吏。故而，盖延能以太守的身份压制第五伦，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盖延是京兆尹，非左冯翊。
此范书错误而后汉纪正确之理由二。

第三：有人提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以建武初，京兆尹为鲜于褒；建武中，鲜于褒为左冯翊，后盖延代之。
故以为第五伦第一次属吏实在鲜于褒为京兆尹时，第二次属吏是在盖延代鲜于褒为左冯翊之时。
然而查两汉太守刺史表原文，严耕望推断的依据是，能显示鲜于襃做过左冯翊的材料只有范书第五伦传注引华峤书：盖延代鲜于褒为冯翊。这一段材料反映了鲜于襃跟盖延是有继承关系的，本身并不能证明后汉书和后汉纪的正误。如果左冯翊有误，那就可以是“盖延代鲜于褒为京兆尹”，则一切矛盾就解决了。事实上袁纪里也正是这么记载的，所以很可能是华峤书和范书的失误

以上三点显示：极可能是后汉书与周天游的注解有误，而后汉纪正确。
当然，可能思考有漏洞，欢迎各位吐槽讨论。
又，本次和楼儿讨论一附属产品，就是关于严子陵籍贯的问题:
任延传记载：“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这正反映严光是本郡人，严子陵若是新野人，太守不会聘请他。所谓师友之礼，也是要署吏的。
杨慎创为怪论，造新野之说，这又提供了一项力斥其伪的证据。

下面开始召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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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宠物是只羊

没怎么关注过此事，对盖延印像最深的是光武曾赞美他“有不可动之节”，以及与来表哥临死前那段基友情深，你们懂的

盖延武功不错 但性格有些缺陷 两次有人从它手中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