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在宜川时的女生合影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大学曾经在陕西省住了四年之久。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山西大学这一群不曾拿枪的人，在陕西用他们的教鞭和毛笔捍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这一段历史应该记录在抗战历史上。
当山西大学从陕西三原迁往宜川秋林时，为了保住山西大学，阎锡山曾经和胡宗南所部进行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斗争。

【三原复校】
1939年1月，阎锡山以集训部队的名义退驻陕西宜川县秋林镇。6月份，原山西大学工学院院长王宪、教授常克勋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提出恢复山西大学的建议，得到了孔的同意。在重庆出差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副主任梁化之火速将这一消息电告阎锡山。 阎锡山觉得如果由王宪等人在重庆负责复校自己将无法控制山西大学， 于是他急忙下令山西省政府准备筹备复校工作，并在二战区军报《阵中日报》上刊登出山西大学已经在吉县复校的消息。同时命令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事方闻与山西省建设厅参事徐士珙电告在城固西北联大任教的徐士瑚，邀请其火速赶赴秋林镇商洽恢复山西大学的具体事宜。
7月， 徐士瑚到达秋林面见了阎锡山。回到城固后，徐士瑚见到了100多名流落到陕西的山西籍高中毕业生，徐给阎锡山和赵戴文分别发了电报请求解决这些学生的着落。阎锡山和赵戴文商议之后，决定由山西省政府给徐士瑚汇款1.5万元让其负责办理招收新生、 聘请教授、购置图书仪器等事宜。8月，《阵中日报》刊登了成立山西大学复课筹备委员会的消息。9月份，徐士瑚接到款项后，聘请了杨峻山、 康硕庵、郑文华、王燕生等教授，又从设在洋县的山西流亡学校国立七中找来职员8人，协助在西安、城固两地为山西大学招生。经过入学考试，录取新生百余人。 10月，山西省政府下令山西大学北上宜川县秋林镇开学，又委任冯纶为山西大学代理校长，率员赴宜川秋林办理复校事宜。11月初，徐士瑚率全体师生抵达三原县城时，因军情紧急，山西省政府又下令在三原县就地开课。 通过陕西教育厅长王捷三的帮助， 徐士瑚借到三原县女子中学校舍， 修缮出教室8间，办公室20余间，作为学校办公及文学院、 法学院学生食宿之所。并在县城内的山西街租了一个大货栈作为工学院学生食宿的地方。接着从西安、汉中等地购置了课本、图书、仪器。
山西省政府对山西大学的人事编制作了如下安排： 由阎锡山亲自兼任校长，冯纶任校务主任， 徐士瑚为英文系主任。 由于此次政府令没有按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大学教程》及有关高等教育的补充规定办理， 对院系设置也未作任何说明， 徐士瑚再次到秋林面见阎锡山， 并提交了山西省政府关于教育部规定重组山西大学行政机构和首先开设文、法、工三院的意见报告。 在山西省教育厅参事李方玉、 秘书主任刘逢炎的协助下，山西省政府研究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对山西大学1939年度行政与院系进行了调整安排，阎锡山兼校长，冯纶为副校长、徐士瑚为教务长、赵仁佩为训导长、王友兰为总务长。徐士瑚呈报给教育部按照国立山西大学流亡学生待遇，按月发给学生贷金的报告也得到了批准。此时，在秋林的冯纶也率职工20多人抵达三原。12月23日，山西大学终于在停办两年之后在陕西三原重新正式复校开课。
1940年3月，阎锡山将流亡在陕西三原县鲁桥镇的山西川至医专也并入了山西大学， 称山西大学医学专修科。到5月份时，山西大学共有教师30多人， 学生150多人，其中女生占十分之一。凡属战区、沦陷区学生每人每月由学校贷给法币12元，其余自费。 由于战争导致学校图书仪器奇缺， 山西省政府遂将山西省科学馆所有仪器也全部移借给山西大学。

【北迁宜川】
1941年10月底， 鉴于三原的政治环境，学校已无法正常上课，山西大学的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学生90多人，医科学生60多人、教职工60多人， 在总务长王友兰的率领下，乘骡车分批按山西省政府命令离开三原县前往宜川县秋林镇。 其余教授、讲师13人、学生178人没有北迁。等到12月底，徐士瑚偕同工学院院长王之轩、 新聘训导长邹曼之、历史系主任马非百、政治学教授范云峰、水力学教授沈晋等人乘卡车北上宜川秋林镇， 在秋林东边的虎啸沟安住下来。学校的校部、教室、办公室、宿舍都是在山坡上挖成的窑洞，总共占用了70多孔。
到虎啸沟后， 山西大学校长阎锡山下令让学生东渡黄河去他所住的克难坡，从12月1日开始接受集训一个月，消除学生在三原县时受到国民党与三青团的不良影响。 集训完毕后，1942年1月初， 学生们回到虎啸沟正式开课。 在秋林镇又招收了新生61人。学校又聘请了刘锡光为土木系主任， 侯锦绂为经济系主任，以及申祖训、薛耀庭、郝建梁、李经甫、陈超、田润林、张克昌、张瑜、张武成、杜千秋等为各系正副教授、讲师。教育部所列应上课程也逐渐开齐。在秋林的土窑洞里，讲台上站着的是徐士瑚、沈晋、王之轩、邹曼之、 马非百等著名的学者、大家，而在讲台下坐着的学生则有许多也成了未来的大师。 仅在山西大学规模最大、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法学院里，就涌现出毕善功(英)、刘少白、冀贡泉、梅汝璈、杜任之、程谷梁等众多国内外著名的法学先驱。 秋林离陕甘宁边区很近， 这里有民族革命通讯社、党政分会、郭沫若所在的第三厅派出到战区的剧宣二队，也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在传播着星星之火。 图书馆里可以借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黄河书店也能买到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而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也仅仅隔两日便可读到。
1942年春，住在虎啸沟里的第一儿童教养院发生了斑疹伤寒，山西大学教师李经甫、医师张子固，医科教授武建民、工学院教授康石庵等人不幸先后病逝。 于是虎啸沟内人心惶惶，谈瘟色变，外省教授纷纷辞职去了大后方。

【改为国立】
1943年1月18日， 学校第一批教职员工开始迁往克难坡，20日，第二批教职员工开始迁移。 23日，学校全部迁到克难坡恢复正常教学。4月份，教育部突然通知山西省政府将省立山西大学改变为国立山西大学，永久校址设太原，战争结束前暂设陕西宜川， 经费全由国库拨出。 1943年拨经费130万元，1944年拨经费160万元，院系机构设置不变，原有教员续聘。这是教育部长陈立夫图谋控制全国大学的一个阴谋。为了控制山西大学，赵戴文推荐阎锡山的高干王怀明为校长，因王怀明公务忙， 由文学院院长徐士瑚代理校长主持校务。
山西大学改国立后， 由于经费增加，学校建设有了一定发展。学生在克难坡的几个月间， 大力改善了秋林虎啸沟的环境卫生情况并修建了简易平房数十间， 作为办公上课之用。 增建了图书馆5间、教室15间、办公室10间。 10月底，建筑整修完毕之后，全校教职员工分批西渡黄河，又迁回秋林虎啸沟上课。为便利土木系学生上课与实习设计，在克难坡设立工学院分院，三、四年级在那里上课，由郭垣、刘锡光负责校务。 11月4日，山西大学在虎啸沟新校址正式上课。
1943年8月，学校在秋林招收新生85名。1944年5月在秋林、克难坡招收新生87名。1944年8月，杜任之到学校担任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同志会执行部同时委派他兼任校分会副主任特派员。 杜任之经常教导学生要追求真理、学习作人。其夫人李淑清担任生活管理组女生指导员与女生体育课训练员。 李一边在山西大学教书， 一边担负着八路军情报站的工作， 负责为延安转送情报。9月，英国驻华大使馆联络官希思与华北督导团主任美国人米干到山西大学参观， 在虎啸沟的师夏堂为师生作讲演。1945年7月在宜川孔崖、山西隰县放榜招生，8月文学院增设教育系，在秋林、西安招收新生153名。

【东渡返晋】
1945年8月11日， 学校的广播中发布了日本宣布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校员工燃放爆竹庆祝。 14日，教育部和山西省政府下命令，山西大学准备东渡返回太原。 9月27日，秘书刘约斋先期返回太原，接收山西大学在太原一切校产。10月26日，全体生员停止上课，准备东渡。27日，第一批学生清晨出发东渡。 29日，第二批学生清晨从秋林出发经壶口下游的小船窝东渡黄河。 11月中旬，徐士瑚代校长率领教职工离开宜川， 结束了山西大学在宜川办学的历史。 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 山西大学这一群不曾拿枪的人， 在陕西用他们的教鞭和毛笔捍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这一段历史应该记录在抗战历史上。
（作者系民盟延安市委委员、延安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