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因为苏联人口少，原本就劳动力不足，所以这里并不存在像中国经济转轨时遇到的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状况，但是整个城市发展水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陷入了停滞，直到最近几年，情况才有所好转。“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保存、支持那些原有的工业企业，所以很多工厂无法保持原来的状态，当然，这也逼迫它们开始考虑重新建立新的工业体系。正是因为这些新兴的工业体系，包括建筑产品、工业机械产品，这些新兴工厂才使城市重新得到发展。”鲍里斯说。 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第9次会议选址在叶卡捷琳堡，借助这次峰会，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提升。在穿城而过的伊谢季河边，有一幢崭新的办公楼。当地华人曹慧然告诉我们，这是州长官邸，上合组织会议时拨款新建的。市中心的几条主干道的路面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地段，小曹说，若没有“上合峰会”，它还会像以前一样坑坑洼洼。俄罗斯的物价普遍高，这里也不例外。小曹是2000年来到叶卡的，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感觉，“这个城市物价10年涨了6倍”。 “你们要看苏联的痕迹，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曹慧然指着遥远地平线上一座高高的白塔，在清一色的低矮建筑中，它显得特别突兀。“那个塔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这是苏联时期立的项目，按规划，它要建成全苏联最高的电视转播塔。可是建到一半，庞大的苏联一夜间倒塌，建设资金也没了着落，电视塔一直被闲弃在那儿。如今有了卫星信号，也失去了重建这座塔的意义，不过它现在有了新的功能——成了当地跳伞爱好者的青睐之地。政府不允许跳，他们便经常偷偷爬上去一试身手。 如果仅仅把叶卡捷琳堡理解为一个工业城市，那实在是对它的轻视。娜塔莉娅·彼得洛娃是位端庄优雅的女性，她之前的身份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文化部长，现在是州“地区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她熟练地给我们介绍了一串数字：州里有1000多个图书馆，32个专业剧院，博物馆总数超过600多个，200多所音乐小学和专科学校，30多所高等专业学校。在这样一个只有130万人口的城市中，却有乌拉尔爱乐乐团、乌拉尔交响乐团、国家合唱团、乌拉尔民乐团等文化机构，其文化底子着实不容小觑。“战争期间很多有名的艺术家被苏联安排到乌拉尔一带躲避战火，就为了不让残酷的战争毁掉我们的文化；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让政治变动毁掉我们的文化。时代会变，但是某些精神和文化会超越一时的纷扰而永久留传。”娜塔莉娅·彼得洛娃说。

从叶卡捷琳堡市中心向北开出不久，就进入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铁路区。铁路区的面积非常大，约占叶卡捷琳堡的1/4。如果把叶卡捷琳堡粗疏地比做沈阳，那么这里的铁路区就相当于著名的铁西区。 苏维埃取得政权后，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苏联在1937年3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其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居第一位、全球第二位。而作为整体经济布局的一部分，彼时的叶卡捷琳堡成为苏联重型机械制造、重化工业及钢铁工业的中心。一大批著名的大型骨干企业应运而生，其中最有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当地人称为“Uralmash”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因为其历史悠久，又负责生产“制造机器的机器”，乌拉尔重机又被称为“工厂之父”。 也许正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联系采访乌拉尔重机厂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先是被告知所有的采访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联系，一遍遍沟通后，才终于同意可以通融。负责接待媒体的公共关系部显得非常谨慎，不但事先要求提交详细的采访清单，而且通过翻译一再强调采访不能涉及政治问题。承诺遵守他们的要求后，我们才获得一个采访机会。按约定的时间到达那里，却又在厂区外边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获准进入，颇有点老国企的架子和效率。 “我去过中国，我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就住在友谊宾馆。我们在齐齐哈尔、鞍山、上海、包头等地建了很多工厂，所以对中国非常熟悉。”接待我们的厂史博物馆负责人阿杰耶夫·谢尔盖耶夫（Ageev Sergey）一上来就非常爽朗地说。 在乌拉尔重机门前的小广场上，一面墙上镶嵌了一连串它在苏联不同时期得到的勋章，其中有几枚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这些曾经的“兄弟”国家颁发的，昭示着它昔日的荣耀。更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当年就在这里工作过。也是在这里结识了女工芳娜——即后来的蒋方良。采访中阿杰耶夫花了很长时间给我们讲“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的故事，他特别强调说：“蒋经国最初到这里是任车间主任助手，不是你们的历史书上写的车间副主任。” 1932年底，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投建，建成后的乌拉尔重机，除了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生产一些大型机械设备外，也开始生产一些军需品，包括由彼得罗夫设计的M-30榴弹炮，它后来成为苏联红军师级作战单位的主力支援火炮。

对于2011年，原苏联共同体里不同身份的人解读也各不相同。有人说，原来在苏联时期被“大俄罗斯”压制的少数民族，则不无欣喜地庆祝本民族独立20年；而曾经主宰苏联的俄罗斯人则怅然若失地纪念苏联解体20年。身为俄罗斯一员，提起苏联解体，鲍里斯也不例外地满是遗憾：“当时苏联是很强大的，我可以不需要手续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们都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也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可是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不属于一个国家，我现在需要签证才能去那些地方，这是我在感情上最接受不了的。但是历史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现实，我也知道不可能挽回了。” 也许正因为此，鲍里斯对普京提出的建立“欧亚联盟”的概念深以为然：“我们并不是要重新组合苏联，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组织。”可是令鲍里斯最担忧的是，身边这些对“苏联”毫无概念也毫无认知的年轻学生，“现在的俄罗斯人已经是‘新俄罗斯人’，他们对联盟的概念不强”。所以鲍里斯把自己工作的一个重点放在教育这些“新俄罗斯人”身上。我们采访时，就遇到两批被老师带来参观的大学生。当老师指着那些黑白老照片满怀激情地讲解着什么的时候，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冷然。

可是有一点她很明确：即便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她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原因只有一个：“现在我可以选择。”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叶卡捷琳娜感谢时代的变化。“在苏联时期，妇女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她们要会做饭、缝纫，因为那时候物资缺乏，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动手做，像我的妈妈，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做家务上。可是我不需要会这些，我只要上网选择我喜欢的样子，它们就会自动送上门，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喜欢的事情上。” 叶卡捷琳娜想起周末去超市的感受。“超市里面有各种牌子、各种口味的奶酪，我可以选我喜欢的，虽然它们的价格比以前高。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商店，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才能买到奶酪，而且只有一种口味，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两种生活的对比，她又想起了父母的房子。苏联时期他们有一套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寓，只有两个房间和一间小小的厨房；整幢楼的取暖由一个中央空调提供，每个房间都烧得很热，也不可以自己调温度。父母后来自己买了套大房子，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大大的厨房。对叶卡捷琳娜一家来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终于可以自己来控制自己家的温度，也不是由别人决定。“我可以让一个房间温度高一点，一个温度低一点。虽然我们要自己付钱，但是感觉很好，因为我有选择，我能选择！” 叶卡捷琳娜对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也反应冷淡。“普京？我并不是很喜欢他，因为感觉他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叶卡捷琳娜说，自己身边很多更有思想、更活跃的人已经选择离开俄罗斯。“可是我有家庭、有孩子，我不想变动……”确认自己不想回到过去，但不确认眼下的路是不是他们最终要到达的方向，这大概就是叶卡捷琳娜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共同想法。他们一边困惑着，迷惘着，一边继续自己的生活，等待时间给他们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