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说来，左联在文艺理论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文学创作本身。在有限的创作中，革命小说的影响和争议最大。蒋光慈是革命小说的始作俑者，1925年便创作了日记体小说《少年飘泊者》，其后又有《短裤党》、《田野上的风》等问世。革命小说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成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证据。而且，其受人指责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也表现出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的主题向30年代阶级解放主题过渡的形态以及知识分子人生历程的真实状态。但是，革命小说在艺术上总体说来是不成功的，公式化的构思，主观化空洞的叙述，使作品缺少艺术感染力。真正获得艺术上成功的还是后来张天翼、艾芜和沙汀以及后来茅盾的小说创作。

左联的诗歌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殷夫和“中国诗歌会”（1931年成立）蒲风等人的红色鼓动诗作为时代政治的反映，成为历史的记录。而洪深的话剧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左联的理论主张和艺术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是复杂的。总体上说，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学的意义。而其组织活动也存在着政治的盲动性和思想的宗派性，这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文学的发展。

与左联比较靠近，亦可以称之为左翼小说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内地的东北文学青年群体。其中，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以深沉的笔调描写东北民众的不幸生活和抗日情绪，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最能代表“30年代文学”成就的是自由主义作家群。所谓自由主义作家群是指左联作家和国民党当局御用的“三民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学”之外的作家的创作。在这一作家群中，除了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之外，还有京派小说、海派小说、现代派诗歌、“论语”派小品文等作家及作品。

巴金是五四人文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继承了鲁迅等人文化批判的思想，《家》等小说所表达的仍是一个“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等作为现代市民小说的代表，表现出一种平民意识和复杂的文化观念；曹禺的成名作《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现代派诗歌是继20年代初以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为代表的象征诗之后，中国新文学中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典范。现代派诗人除戴望舒以外，还有“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林、李广田）、废名等人。他们改变了早期象征诗单纯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倾向，吸收了中国传统诗词的艺术手段，使外来诗歌艺术中国化。

京派作家是20年代后期中国新文学中心南移之后，活跃在北京一带的作家沈从文、废名（冯文炳）、萧乾、芦焚等人以《水星》、《现代评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等为阵地而形成的一个北方作家群。京派的存在，具有以下两种意义：第一，以对乡村中国的深情叙述表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思。这是京派作家与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的最大不同。这种反思既是对五四文学的承继，又是对五四文学的批判。沈从文等人一般都有一个自己情之所系的乡村境界，这是他们所认同的人生世界，也是他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在他们的作品中，文化的价值判断再也不象五四文学那样明确、单一，而是有着某种程度的传统和乡村回归意识。通过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比，使中国新文学的主题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复杂。京派作家的创作把鲁迅等第一代现代作家所开拓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题加以简化，更加注重民族道德人格的反思和重塑。而其中乡村社会的人性美和自然美大多成了他们最终的理想境界。第二，确立了一种抒情性的写实主义风格。京派文学是作家的一种人生体验，也是一种主观想象；是一种浪漫又是一种实在。纯情的乡间少女和睿智的山野老人，常常成为京派作家笔下的形象系列。自然化的性情和民间性的意识使作品长于抒情也长于叙事，创造了一种与当时革命小说和海派小说迥异的审美风格。

海派小说是指30年代前后以上海为中心、以《无轨列车》、《现代》等刊物为阵地，具有浓郁的都市风格和现代主义色彩的一个文学流派。由于这一流派的形成与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当时被左翼人士称之为新感觉派文学。主要代表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多以上海大都市的现代生活环境为场景，着重描写都市社会的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感受，表现现代物质文明与人性的冲突。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等作品所表达的都是这种现代场景和现代感受。通过他们的小说，使人真正认识了都市社会和现代文明。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新感觉派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的意义要比思想的意义要大。作为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新感觉派在描写生活时不注重写实而强调人物对环境的主观感受，在叙述中常常打破生活的逻辑，注重表现幻觉和下意识。作品的场面转换迅速，节奏加快，具有现代心理小说的一般特征。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审美风格，新感觉派与同时期的京派小说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也由此带来了对立。尽管京派小说以其乡村场景、平民意识以及抒情性的写实主义风格，为中国读者带来先天的亲和感而为至今深得人们的厚爱，但是，新感觉派小说为中国文学提供的新异素质，为中国读者提供的现代都市观念，则更有意义。

自由主义文学无论其自身还是人们对其评价，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们大多在政治上向往西方民主，反对政治专制统治，又与当时中国最前沿的政治力量和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表明了思想与艺术的某种自由和中间状态。总之，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育种丰富和发展。

1937~1949：政治的分合与文化的复兴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又一次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也改变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而文学界出现了五四之后未曾有过的大团结、大统一。标志这一新局面形成的便是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集合了中国文艺界左、中、右各方的文艺家，它不但超越了社团、流派的界限，而且超越了新旧文学、文化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它超越了30年代以来最为尖锐、鲜明的阶级、党派的界限。“文协”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最大主题。

民族意识的强化，带来了政治的统一和文学的统一。最终，也带来了文化意识的复兴，向传统回归成为当时一种时代潮流。

抗日战争整合了全民族的政治、文学和社会心理，“统一”成为抗战前期救亡文学的基本面貌。这里统一的主题：歌颂抗日志士的英勇，控诉敌人的残暴，揭露汉奸的卑鄙；有统一的的形式：短小、通俗；有统一是风格：昂扬、热烈。这种“统一”来自于当时人们对抗战认识的普遍简单化和反应的急促化，这亦是人们面对巨大事变所必然作出的表现形态。在抗战前期救亡文学运动中重大收获之一就是小型化、纪实性作品的大量涌现。短剧、诗歌、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成为当时主要的文艺样式。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作家们不仅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个性，而且也真诚地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因为那是一个需要统一也就出现了统一的时代。但也许正是如此，公式化、模仿化也便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倾向。

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对于民族意识的强化、历史的肯定性回顾，是时代所确定的一般作家心理和社会心理的需要。因为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的高扬是人们获得精神支持的最重要的手段。所以，抗战文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与五四文学有很大的不同：由反叛传统到向传统认同。这种文化意识到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40年代前后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便是以反映春秋战国、晚明和太平天国历史为中心的历史剧创作高潮的出现。如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阿英的《明末遗恨》（又名《碧血花》），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