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夏拿出与西藏私下签订的条约给唐绍仪看，并声称唐绍仪不必看，立即签字即可。
费利夏以为唐绍仪也会像以往清国官员一样唯命是从，没料到唐绍仪看也不看就对他说：“我是来谈事儿的，不是来签字的。”费利夏大吃一惊，只好说：“英国驻京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来信说，中国已经认可了这个条约，你现在拒签，那就别谈了。”唐绍仪依然拿话噎他：“贵国既然请我来了，我就必须谈。中英之所以开这个会，因为西藏的主权在中国。英国和西藏私下的协定，如果有干涉中国主权的条文，你给我讲出来，我没必要看。”说完镇定地看着费利夏，桌上那份文件，他瞟都没瞟。

费利夏从未碰上这样的对手，不得不强压住心气，同意由唐绍仪修改条约草稿。唐绍仪大笔一挥，把草约中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全删了，并加上一句 “英国无有侵占西藏之意”。费利夏一看，这无异于废除了原来的不平等条约。他备感压力地说：“我国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光军费就有80余万镑，冻死士兵百余人，才谈成这个《拉萨条约》。今天你一挥而否，把我国的利益全废了。没这么办事的！这个草约断不能改！” 双方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

图为《拉萨条约》谈判时清廷使团合影。左3为正使唐绍仪，左1为副使张荫棠，左4为梁士诒。

【第二回合】第二次会议时，费利夏称，中国 “只要在草约总纲上注上一条，西藏是中国的属地一句就行，其余的不用改。只要藏人甘心画押，条约就算通过了。” 唐绍仪看着他说：“如果加进一句就行了，咱们何必到这里来开会呢？既然以藏人签约为准，去年荣赫鹏为什么还要请大清国大臣来画押呢？” 这一系列犀利的发问，让费利夏哑口无言。

【宗主国】唐绍仪很快发现，宗主权与主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时的汉文称主权国为『上国、主国』，但这个词在英文中对译为『Suzerainty』，即是『宗主国』之意。
不幸的是，中国当时向有『内地十八省、两京十三省』的说法，指历史上中国的版图除皇家亲领的土地之外，还有包括三类地区：亲藩、藩部和藩国。亲藩和藩部为内藩，是宗室子弟和功臣宿将的封地；藩国为外藩，指被征服和来归顺者，如高丽、琉球和安南等。因此，在当时的西方词汇中出现了『China proper』，意为『中国本土、中国本部』，指汉族聚居、儒家文化统治的主要区域；而对应的其他地区，则称『Outer China』，指中国外围或曰中国疆部、外部中国。由此也产生了对当时汉文中『上国、主国』的各种不同解释。
英国方面深知，如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则不仅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拉萨条约》成为废纸，而且今后染指西藏也会困难重重。因此费利夏等明知西藏和越南等国的地位不同，却仍刻意混淆，意图用文字游戏来剥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在此期间，清廷外务部于1905年5月提出一个妥协约稿，主要内容是：英国“允认中国为西藏之主国”；对1904年的《拉萨条约》中需切实遵守者，“中国愿督率藏众随时认真遵守。”“凡一切约内应行事件”，由英国商务委员“妥商驻藏大臣酌核办理”；中国“应允不准各外国干预西藏一切政治。”英国“不得侵犯藏境”，“不得干预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允许英国在一个商埠设立与印度边境相接的电线；英国商人按指定的路线前往西藏三个商埠，禁止英国人在藏游历，禁止各外国游客擅入西藏边境；《拉萨条约》第九条所列“一切利益事件”，不许他国享受，“英国政府亦不得自行要求，或代其人民要求此项一切利益”。外务部认为，“上国一层万难允认，亦不得承认《英藏条约》，否则便认西藏有立约之权”。唐绍仪也深知，“英今日之视藏，即与光绪初年日本与韩立约之意相同，用心叵测。故有关主国、上国之款规定若稍与迁就，遗祸无穷。”

【回国】由于英方在宗主权问题上“辩论甚力，固执不移”，双方口水仗一直从春天打到夏天。但到1905年夏天，印督寇松和费利夏忽然借口出差，前往森罗避暑去了，把唐绍仪一行晒在了加尔各答，只留一个秘书韦礼敦来往传话。此举使谈判半途中止，在外交上实属傲慢无礼。唐绍仪认为寇松狡诈，英使坚持，再谈下去徒劳无益，且通过分析情报意识到英政府内部的矛盾，因此拟改变谈判方式。于是他致电清廷外务部自请回国。

1905年夏，唐绍仪中止谈判，整装回国。这一举动让英方大呼意外，转而逼迫仍留印度周旋的张荫棠。1905年10月，费利夏威胁张荫棠，如不画押，“即以此时定局，作为罢议！”张荫棠则回应：“英政府既然承认接议，则表示该约尚未谈妥，所以双方派代表续议，因此贵大臣自应遵照贵政府的训条，妥商办理。今贵大臣尚未与本人开议，仍以未经洽妥的约稿，遽请画押，实无此理！非俟开议后，双方任可不能允准！”由此谈判正式中断。

长见识了

这都是从哪里整理出来的？

唐绍仪离印还京，不但英方感到意外，连清廷也大惑不解，但唐本人却胸有成竹。在和英方的交往中，以及通过旅居印度的广东客家华侨的情报，唐绍仪了解到了英政府高层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在英印对藏问题上，寇松主急，是强硬激进派，主张乘时吞并西藏；而英使费利夏和英驻印陆军统帅吉青纳则主缓。而寇松为人过于骄横，许多英人都厌恶他，包括吉青纳也与其不和。因此唐绍仪有意通过强硬态度，打压急进派，延增主缓气氛，并加深英国国内与寇松的矛盾，以等待后续时机。

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在将对德矛盾提升到主要方面，从而试图缓和与俄国的关系，因此主张暂缓吞并西藏。中英西藏谈判的胶着也使英内阁对寇松失去了信任。
1905年底，英国大选，自由党取代保守党上台组阁。英政府趁此机会将狂热分子寇松卸职撤回国内，由自由党人明托（Minto）接任印督，并调整了对藏政策。
扭转谈判方向的机会终于被唐绍仪等到了。

1905年底，英国保守党内阁垮台。根据当时的局势，英国需要从亚洲腾出手来，准备对德作战。因此新上台的自由党内阁从联盟沙俄、对抗德国的外交格局出发，欲在西藏问题上与沙俄协调一致，并想就此给人留下守信用和温和的印象；同时英国新内阁认为《拉萨条约》未能得到中国的承认，国际上会多加干涉，加上藏人也反对，于是英政府不得不对西藏政策向和缓方向进行调整。而此时的满清政府也想趁此机会尽早结束此事，因此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恢复了关于《拉萨条约》的谈判。这时的主场改在了北京，英方代表是驻华公使萨道义，中方代表仍是唐绍仪。
在新一轮谈判中，唐绍仪灵活运用措词，完全不提『主国』、『上国』等字句，而于其他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地位。萨道义虽仍坚持《拉萨条约》中英国已得到的通商权利，但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则不再明言反对。1906年4月27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印藏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