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八月到九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虽不确切存在，却充满象征意义。从黑龙江的爱晖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一九三五年创造了这条线——爱晖—腾冲线，它也被称作“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四十的东南部地区，百分之六的人口居住在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一九〇一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作为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国家，你能够帮助它吗？鲁迅不是在一九二七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拥挤，人口压力这样大吗？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做出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手不停歇地写作《吾国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一千六百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展现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七十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七十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吾民》更诚实与美妙地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我们乘坐长途公共汽车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实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地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的很多特性留存在他们身上，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