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启
郁达夫精神狂躁，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影印了许绍棣的三封“情书”，声称这是“打官司的凭证”，还请郭沫若等人前来勘察“现场”，要他们看一看王映霞“卷逃”后的痕迹，甚至致电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的下落。一时间，舆论哗然，流言四起。郁达夫从曹律师那儿得知王映霞的行止后，又急不可待地接她回家，王映霞自然不依。结果是，郁达夫乖乖认错，同意在《大公报》上再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是王映霞起草的：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此致
映霞女士
郁达夫启
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郁达夫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自己也没讨到一个好，最终两败俱伤。事后，他们又重新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誓约。郭沫若居中调解，亦认定错在郁达夫，这场风波纯粹是他的自卑心理暗中作祟所致。
1938年深秋，武汉岌岌可危，郁达夫听从易顺鼎之子易君左的建议，举家迁至湖南汉寿。在汉寿安家后不久，正徘徊歧路的郁达夫接到陈仪之邀，再次赴闽，决心为国牺牲一切。王映霞与老母幼子则暂时滞留在汉寿。
郁达夫千不该万不该在王映霞怨怒未消之际，又误信流言，说是许绍棣当初送给王映霞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王映霞怄得手足冰凉，她在回信中写道：“这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存折，于我们死后，都留在这里转赠你，让你再去买一个有这样身价的女子，因为你是喜欢有价钱的女人的。我始终未要你一个钱，这似乎亦是你怕我会收别人三十七万余元港币的原因。”郁达夫在战乱时期采取撒手主义，任由妻儿处在缺钱缺粮缺安全感的苦况中，却还要纠缠“第三者”旧事，往妻子的伤口抹盐，这种做法，不仅不智，而且不仁。王映霞忍受着锥心之痛，终于写下悲愤的感慨：“假如我有女儿，则一定三世都不给她与不治生产的文人结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壮志雄心尽付东流江水，我对你的希望与苦心，只有天晓得！”她原本也主张，在婚姻触礁时，“大家把一切的气愤全都丢弃了，来计划计划以后的家计”，但郁达夫心不在焉。
纯性情的浪漫文人精神上极容易陷入感伤境地，变得神经质，极端者还会具有歇斯底里的倾向，他们并不适应家庭生活，郁达夫将夫妻感情弄得一团糟，势必如此。所幸他不曾像卢梭那样弃子，也不曾像徐渭那样杀妻，总而言之还算是中庸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是郁达夫的名句，然而他只能做到醉酒使气，却做不到怜香惜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