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最为人所诟病者厥为魏收魏书，然夷考其实，前人所论未必尽当。一良尝粗检史籍，与魏书比观，深觉昔贤责难与收之人与书者，使收地下有知，或不受也。昔晋书诬陈寿，王西庄赵瓯北皆磑切辨之，矧收书被污重厚於三国志乎？兹篇之作在求释昔贤之疑，若魏书全部之评骘，则兹事体大，非此文所能尽矣！
一 魏收之为人
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人。生於魏宣武帝正始三年，卒於齐后主武平三年（506—572）。历事魏齐两朝，谥文贞。其事迹见《北史》五十六。①收於魏节闵帝中兴元年（531）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后以事解官。高欢开府晋阳，收为府属。②本以文才必望见知，而不遂，乃更求修国史。高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讫於魏亡。齐受禅，收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宝二年（551）诏撰魏史。齐文宣帝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四年（553）除收魏尹，优以禄力，不知郡事；祗在史阁，使专其任。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署名而已。与收同修《魏书》者，有房延佑、辛元植、眭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懐文。③收欲专责任，故其书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於收。《北史》本传谓：“房延佑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干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北齐书》四四《儒林传》有刁柔，谓“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嫌惮。……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魏书》中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诗论所讥焉。”綦毋懐文见《北齐书》四九《方伎传》，谓其“以道术事高祖”，盖亦高孝干之流。由是知《魏书》发凡起例虽在伯起，而列传之修撰亦经众手。诸人多非史才，无冗之处故不应收一人独尸其咎矣。天保三年（553）三月奏上《魏书》本纪列传共一百十卷。五月，复奏上十志，凡二十卷。收自魏中兴豫修国史，至齐天保之专总史事，奏上《魏书》，居史职凡二十有三岁。
收以文华显，与温子升邢邵齐誉。④而其行文之工织敏捷在二子上。学识博雅，尤亟为时所重。北齐初年制作收无不参赞其间。本传云：“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北齐书》三十四《杨愔传》称愔“推诚体道，时无异议。……典选二十余年，奖掖人伦，以为己任。……门绝私交，轻货财，重仁义。”收果轻薄之徒，愔将能荐之乎？《北齐书》三〇《高德政传》载德政亦荐魏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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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一百四收之《序传》及《北齐书》三七《收传》皆亡佚，后人取《北史》五六《收传》割裂补之，故今徵引一以《北史》本传为据。
② 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二四《孙骞传》。
③ 房辛眭刁裴高六人见《北史·收传》，收《上十志启》之末列名者则有刁辛高三人，及綦毋懐文，而无房裴眭三人。刘颁等《目录序》又有眭仲，当是眭仲让之脱误。本传及启所载人数不同者，盖诸人先入后出，祗辛刁高綦毋四人至志成时犹居史馆，柔传固明言其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可以为证。
④ 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三六《邢邵传》。《北齐书》三三《萧祗传》：“武定七年至邺，文襄令魏收邢邵与相接对。”当时南北通好皆妙选使臣，必文学优美者为之。每有来奔者，亦先择才华之士与相接对，收与邵盖当时之选也。

政固以戆直著者也。天保八年参修律令，及文宣崩，复参议吉凶之礼。《北齐书》四三《封述传》又云：“河清三年勅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等议定律令。”今案议律令事《北史》本传不载，然据《北齐书》七《武成纪》及《北史》本传，收於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太子少傅兼尚书右仆射，己卯，以阿从除名。其年复得罪当流，以赎论。三年，起除清都尹。至天统四年始再除尚书右仆射。则议定律令之勅当在河清二年正月乙亥以后己卯以前下，数日内收即除名，盖未及豫其事，故本传不载。《封述传》“河清三年”之三当是二字之误，据《武成纪》河清三年三月已因律令班下而大赦矣。《北齐书·文苑传》序：“[祖]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休之监撰。”考《后主纪》：“武平三年二月……勅撰《玄洲御览》，……八月……成。……后改为《修文殿御览》。”收卒於是年，而月日不可考，未审睹御览之成否。观《北史》本传不载监撰事，意者收之殁在八月以前乎？齐国史之修撰，修亦与焉，《北齐书》四二《阳休之传》记收与修之争《高祖本纪》齐元年之断限，《隋书》四二《李德林传》有与德林书二通，论《齐书》起元事，惜简短不完，未能窥伯起立意所在耳。
惟其出乎侪类也，故恃才傲物，不矜细行。加之性褊，不轻下人，好为诙诡奇谲之论，为世所指摘。⑤而原其本心，实亦无它。《北史》本传云：“其年（河清二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崐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案当时南北不许互市，《北齐书》四六《苏琼传》：“天保中……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辙渡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於河北。”又三九《崔季舒传》：“乾明初……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为御史所劾。”北齐一代皆与南朝梁陈以江为界，淮南独为齐地，渡淮互市之禁未审所由，或沿东魏旧制也。故魏齐使臣使南朝者，每藉以通有无为利。《北齐书》二九《李绘传》：“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收因人之使而搜求珍奇，其事甚细，故河清三年即起复，而勅之谓“前者之罪情在可恕”也。北齐之初犹染后魏风，贪黩之风极盛。《北齐书》一五《尉景传》：“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又一八《孙腾传》：“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求财纳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府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又《司马子如传》：“公然受纳，无所顾惮。……意气甚高，聚敛不息。”又一九《蔡儁传》：“太昌中出为济州刺史，为治严暴，又多受纳。”又《薛循义传》：“寻除齐州刺史，以黩货除名。”又二五《张亮传》：“为高祖世宗所信，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又二六《薛琡传》：“久在省闒，……受纳货贿，曲法舞文。”此皆公卿方伯之无学识者也，即才学之士亦所不免。《北齐书》一八《司马消难传》：“以贪污为御史纠劾。……历览羣书，兼有词藻。”又三九《祖珽传》：“词藻遒逸，少驰令誉。……不能廉慎，……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四三《封述传》：“述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而厚积财产，一无馈遗。……外貌方整，而不免请谒。”魏收视诸人者，固远为高矣。细考收之立身出处，在魏朝颇以忠直自见。《北史》本传称其上《南狩赋》谏孝武帝，“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使梁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於收而不能如志，遂遭禁止，久乃得释。及为高欢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棰楚。是收虽华辨过人，实非阿谀取容者。入齐而后，始若随合时流，然文宣每欲易太子，收谓杨愔曰：“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太子遂得保全。是当文宣帝果於诛戮大臣之时，犹不忘委曲进谏也。且观其以枕中篇戒厉子侄，以名行奖掖后辈，迥异於轻薄仄媚之文人，居北齐纲纪废弛之世诚不多得者，惜乎后人不察，诬收无行，众口一词而莫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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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北史》本传及《北齐书》二三《崔》传。

索》引《中兴书目》：“《静帝纪》则补以《北史》、《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列传则益以《北史》《高氏小史》。”《直齐书录解题》四别史类谓《小史》“一百三十卷，[10]唐殿中丞高峻撰。……盖即钞历代史也。司马温公赏称其书，使学者观之。”此外则用《北史》《隋书》者最夥。李延寿修《北史》多本魏收之书，略有删削[11]。收书既佚，后人翻取《北史》以补之。宋时已谓《北史》与《魏书》相乱，故今欲知取以补《魏书》之《北史》各卷包含收书至若何程度，殆不可能；而后人所补，除纪志外，何传果用何书，亦不能分别详言也。
收本传言：“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收前《上十志启》亦云：“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卷。”《崇文总目》同，而谓：“今所存仅九十余篇。”序舆论当包括与纪传中，今不论；二表一启唯存前上十志一启。至於例则独出於收，乃全书之纲领，与目为一卷，冠於书首，并经奏上者也。《史通·序例篇》：“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范氏《后汉书》序例今不传，晔狱中与甥侄书谓：“纪传例为举起大略。”刘昭《补志序》：“故序例所论备精与夺。”章怀注《光武纪》《安帝纪》曾引范序例之文，盖本与书别行，后遂亡佚。刘氏当并及见范魏二人之例。乃《崇文总目》止言“今所存九十余篇”，不及例之存亡。自斯以降之著录《魏书》者，皆详言纪传之缺卷，而不及例，一若收书本无者。盖例之亡也尤先於纪传志，故宋以来著录之家竟全忘却之，收书之重被诬，未尝不由於此乎？至刘知几谓收例全取范晔，绝非是，辨见后。
三 《魏书》之取材
本传於叙收专总史职前，详举收修国史事，谓“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收於是“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叙其事，备一代之史籍”。知《魏书》前半本於《魏国史》，以后则收在史馆所缀叙也。收之专史职在天保四年，而天保五年三月上纪传，五月上《十志》，其间不过阅十余月。可知《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未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考《魏国史》之撰述始於道武帝时，诏邓渊撰《国记》，记道武一代事，成十余卷。惟次年越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12]亦称《国记》。《魏书》三五《崔浩传》：“刊载《国书》……刊《国记》。”又四八《高允传》：“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皆二者互称之证。《高允传》又云：“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纪》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纪》及《今纪》臣与浩同作。’”盖浩续渊书，合而为一，惟厘定体例耳，故《国书》《国记》得互称，分称之曰《某帝纪》，综名之则曰《国书》。太延五年（439）平北凉沮渠氏后，又诏浩续修《国史》，高允张伟助之。[13]浩允皆精於史学，能直笔不讳，而所援引如段承根阴仲达皆一时俊秀。[14]其所修撰当有可观。其后浩被诛死，而其书未尝废。《魏书·浩传》叙浩罪状至含混。苟谓怒其刊载《国书》於路衢，则刊石之至赐死已有年所，胡早不罪？刊石用功三百万，不容早不知，至往来行者以为言始废也。或谓世祖恶其直笔，然浩神麚中奉诏撰《国书》三十卷，夙已完成，世祖早已得读，平凉后更命浩综理史务，务从实录。是未尝嫌浩书事之备，反劝其直笔也。即使浩以修史被罪，止一身耳，何至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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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书·艺文志》《文献通考》俱作一百二十卷。
[11]《廿二史札记》一三《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为本条。
[12]见《魏书》二四《邓渊传》、三五《崔浩传》、《北史·收传》。
[13]见《魏书》三五《崔浩传》。四八《高允传》。《张伟传》见《北史》八一，《魏书》八四《儒林传》中有《伟传》，然收书此卷亡，乃后人所补。伟经生而兼循吏，於修史初少参赞，故两传俱不之及。
[14]见《魏书·崔浩传》、《高允传》、四三《毛修之传》、五二《段承根传》、《阴仲达传》。

记》中复有直录崔书，未暇修改，以致不合者，亦可为证。如《晋书》一二一《李雄载记》：“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十七史商榷》五二曰：“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时，何云与晋穆帝请分天下？穆字误。”今案《魏书》九六《李雄传》：“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穆帝请分天下。”此穆帝乃魏穆帝猗卢，《魏书》盖因崔鸿《十六国春秋》原文。鸿魏人，其书虽各国自用其纪年，一十六卷《纂录》本如此，盖鸿之旧——犹系魏帝纪年以总摄之，《魏书·鸿传》讥鸿系年之误，即用魏纪年，可以为证。故於魏帝自称谥曰穆帝，谓李雄之使魏朝贡也。《晋书》亦取崔书，而修史诸臣失於疏忽，於称谓及书法之内外改之不尽，遂若李雄遣使朝贡晋室，后人又误加晋字与穆帝上，使年代史实皆纰缪不可通。王氏谓穆字误者，犹未得其解。又《魏书》九五《匈奴刘聪传》：“追尊后主，以怀民望。”《晋书》一〇一《刘元海载记》民作人。亦可证二者同出一源，唐人避讳故改民为人。更取《纂录》、《载记》与《魏书·十六国传》校，则《纂录》、《载记》所纪之事苟见於《魏书》，其文十九相同。此例甚多，文繁不备举，要足见伯起《十六国传》之本於鸿书也。
抑尤有进者，《纂录》乃节钞本，或未可尽信为鸿书之原面目也。更取唐宋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之片段与《晋书·载记》、《魏书·十六国传》相校，凡《魏书》之事与文异於载记者，皆仝於鸿书。今试表列之，以便比较。字句偶有出入，则疑引者所易也。

又有见於鸿书，而不见於《载记》者，《魏书》皆有之，亦表列於后。益足证魏收为据鸿书，《晋书·载记》虽采《十六国春秋》，而加删节，且有出乎其外者也。

《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直言乞伏氏改年永弘（《魏书》改为洪），不称冯弘之字（《魏书》称其字），皆不避献文帝讳。而言魏使云云，不称世祖，皆若可疑。然鸿书初未敢出行於外，其后崔光贵重当朝，始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之论。其所以畏人讥议者，岂即以对魏朝不敬慎如此类乎？魏收於鸿书之外，盖亦参稽当时档册，故书虽成於齐朝，而避魏朝处犹仍旧文，未及改易也。
犹有一事，足以证魏收直探鸿书，并改削而不暇者。《魏书》六七《崔鸿传》云：“鸿经综既广，多有远谬。为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於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於长安，而鸿亦以为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今考《魏书》兴等传，超泓事未系年月，《兴传》则明言：“天兴元年兴去皇帝之号，降为天王，号年洪始。”非用《十六国春秋》而忘改正之确证耶？

至於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於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亦为表之如后，以便观览。

《隋书·经籍志》：“《晋阳秋》三十二卷，讫哀帝。”海西公以后皆道鸾所续也。然汤球辑诸书所引孙盛《晋阳秋》有海西以后事，而引檀道鸾《续晋阳秋》复有海西以前事，汤氏谓“皆系引者之误，今欲更正而不能”焉。伯起富於藏书。如邓粲《元明纪》、王韶之《晋安帝春秋》、郗绍《晋中兴书》、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咸纪东晋事，自无未见之理，而不之据，专采孙盛之书者，盖欲系江南事於晋帝传中，从编年体采摭远较自纪传为易。盛书编年，且以良史称，因盛书遂并用道鸾之作也。[23]
《桓玄传》当本於何法盛《中兴书》臧荣绪《晋书》等之《玄传》，传中偶有与诸书所引《晋中兴书》合者。如《文选》二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注引何法盛《桓玄录》：“出姑孰，大筑府第。”《魏书》九七《玄传》作：“玄乃镇姑孰，既而大筑府第。”《北堂书钞》一五六《岁时部》四引《晋中兴书》：“旌旗不立，法章仪饰，一皆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北堂书钞》一四〇《车部》中引《晋中兴书》：“欲造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举之。”《太平御览》四八六《人事部》一二七引《晋中兴书》：“桓玄闻义军起，斩其二将，志虑窘塞，与臧道士推算数压胜之术。”《魏书·玄传》作：“及闻二将已殁，志虑荒囧，计无所出，日与巫术道士为压胜之法。”《魏书》皆有袭何法盛书之迹，然殊琐碎，不甚可考耳。伯起及见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而刘萧诸传绝无依据之迹。盖宋以降为时不远，事实易稽，不必悉凭旧籍；且南北敌视，收又自矜才学，尝鄙篾休文，其书自不屑采南人著作矣。
李彪等改析《国记》，为纪传表志体，然表志成否史未明言。收前《上十志启》云：“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佚，载记不可，附传非宜。……褊心末识辄在於此。是以晚始撰录，弥历炎凉，采旧増新，今乃断笔。”似是《国史》本无志，故成书独晚，皆收撰录，无所依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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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参《晋书》八二《孙盛传》及《南史》七二《文学传·檀超传附道鸾传》。

存，故止著其魏末所官而已。通篇俱无贬词，而於奖谐之曾事元灏亦不为隐讳，皆近实录。知收於李氏不惟未尝诬之，抑且毫无恩怨，秉笔直书也。李庶之讼诚不知其故，或以收尝戏谑之乎？或谓平传乃收被讼后所改易，然《北史·收传》於《魏书》之改易处一一著出，而不及此，知庶讼之无据，《平传》自是收书原本也。
本传纪《史》出之后与卢斐李庶同谤之者，犹有王松年。《北齐书·李构传》云：“魏收书王慧龙自云太原人，又言王琼不善事。”故王松年讼之。然考《魏书》三八《慧龙传》，颇著其功绩，殊无轻之之意。史臣论谓其“援难自归，颇历夷险；抚人督众，见惮严敌”。且检《魏书》言“自云”之例甚多，盖牒谱亡佚难稽，如此所以志谨慎，非有所轻蔑也。如卷四六《窦瑾传》：“自云汉司空融之后。”而传中谓瑾清约冲素，忧勤王事。又五二《段承根传》：“自云汉太尉熲九世孙也。”传中谓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无终。然犹载其诗七首。五八《杨播传》：“自云恒农华阴人也。”传中载播一家事无间言，又於忠臣论中推崇备至。六〇《韩麒麟传》：“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传中言其清贫自守，政绩甚佳。六一《孟表传》：“自云本属北地，号索里诸孟。”传亦纪其成绩。七九《刘道斌传》：“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传亦称其政绩之善。又《张熠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传亦言熠“清贞素著，有称一时”。八八《窦瑷传》：“自言本扶风平陵人。”然传中亟称其牧民循良。九四《抱嶷传》：“自言其先姓杞，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由是易氏，即家焉，莫得而知也。”传中谓嶷小心慎密，恭以奉上，然天性酷薄，简於接礼。综诸传观之，凡言“自云”者皆与其人之事迹善恶无关，由是知慧龙自云太原人非有意轻侮矣！慧龙子琼传称其骨鲠，不畏刘腾，然乖僻不近情，传中亦录之。松年为其祖耻，遂谓言琼不善耳。此皆当时诸家子孙讼收之最著者，故史载之，而稽覆其情，皆属无理。自余收已随状答之者，将益不足据矣。《北齐书·卢斐传》：“斐后以谤史与李庶俱病，鞭死狱中。”《李构传》：“庶……髠头，鞭二百，……死於临漳狱中。”又《王松年传》：“松年有谤言，文宣怒，禁止之，乃加仗罚，岁余得免。”此外讥收史之获罪者，《北史·收传》：“卢思道亦抵罪。”《北齐书》四二《卢潜传》言潜於天保初坐讥议《魏书》被禁止。苟所讼是真，诸人不惟言不得中，反至获罪，当时人之归罪於收益不知纪极矣！赵瓯北以为《魏书》所以录诸家子孙并附於传者，以传中诸人后裔多与收同时，收特以此周旋[29]。以余观之，收特不与周旋，故非毁者咸投牒诉之；使收果能尽人而惬其意，岂复有百余人讼之哉！
《北史·收传》又云：“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今案《魏书·固传》纪固事母至孝，勇敢善战，而於中尉王显之侈靡贪黩，颇以正言规谏。汝南王悦为太尉，轻肆挝挞，固亦切谏，是岂贪虐者所能为乎？李延寿於《收传》既云《魏书》失实，而於固传又全因《魏书》。收谓固“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终没之日室徒四壁，无以供丧，亲故为其棺敛”。《北史》亦全袭其文，惟删去《魏书》“出为试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一节儿，岂非自相矛盾？延寿苟自信收书所言是实，何以祗删去固守北平事，而不明书在北平为政贪虐，为李平所劾免邪？《北史·平传》亦绝不之及也。且考《北史·收传》，魏末未尝官太常少卿，其时休之位不在收上，收之修国史乃崔暹言之於高澄，《北史》谓得休之助者，不知何据。
《北史·收传》及《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谓尔朱文略大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今阅《魏书》七四《荣传》，颇载诏疏，乃收书体例本尔，非特爱於荣。赵瓯北谓阅者但觉功多罪少，是收舞文，则周纳之词也。且《荣传》於举兵弑君诸大端莫不书之，而河阴诛朝臣之惨酷，铸己像而不成之僭越，亦皆未遗漏，此尚为美传乎？其论云：“始则希觊非望，睥睨宸极；终乃灵后少帝沈泛不反，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於夷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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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陔余丛考》七《魏书》芜冗处条。

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其词是褒是贬昭然明白，乃后人断章取义，如《史通·论赞篇》之比，谓收受荣子之金而拟荣於伊霍，全失史家抑扬之意，不亦疏乎？自来作史之人每难逃於诬蔑，得金受米，固已有先例矣。
《北史》复云：“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政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尤牵强不通，《四库提要》辨之曰：“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政之先世为高允高佑。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佑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
以上前人论收书失实之诬也。更取它纪传与《北史》相较，则《北史》事实论讃大抵全取《魏书》，惟稍有删削，极少改易增添。[30]固是延寿年代稍晚，文献难徵，然《南史》与宋齐诸书颇有出入，苟收书芜秽太甚，延寿必大有改易。乃《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久，於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於实录，而《北史》之删削翻有过简，致令史事不明者也。[31]更以宋齐诸史本纪覆《魏书》诸帝传，详略悬殊，而记载大事皆能简当扼要，惟十六国君列传稍嫌琐碎耳，岂崔鸿书本如是邪？有魏一代修国史者类有学识，能直笔，收书大半本於国史，故事实论断多能持平近是。后人忽於收书所本，漫以为全书出收手，故妄加疑惑，吹求不已也。
六 结语
隋文帝不善魏收之书，诏魏澹别成《魏史》，以西魏为正统。澹於是自道武以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隋书》五八《澹传》谓其书法义例与收多所不同。又五七《薛道衡传》谓其从子德音佐澹修《魏史》；《史通·正史篇》又云：“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而《北齐书》《北史》《之推传》，《隋书》《北史》《德源传》俱不载此事。炀帝即位，又诏杨素与潘徽、陆从典、褚亮、欧阳询等撰《魏书》，会素卒而止[32]。至唐又有卢彦卿《后魏纪》二十卷[33]，张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34]，元行冲撰《魏典》三十卷，[35]裴安时撰《元魏书》三十卷[36]。今其书皆佚，惟澹书《太宗纪》一卷太素书《天象志》二卷存。《史通·杂说篇》谓澹之於收以暴易暴，而未举其故。《北史》纪魏事及后世引《魏书》偶有出收书之外者，学者每以为取诸魏澹之史，然亦无确据。如《四库提要》谓《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符合，然增多数语。因疑《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者，或是补缀者取澹书而有节损。今案《御览》引史每以意删削，至有整年割去者，故不足凭以定其为澹书与否。《北史》纪传全出收书，虽互有出入，皆极细微末节，无关宏旨，而同出一源之迹至为显著。《御览》有较《魏书·太宗纪》增多处，《北史》亦有之，盖澹书与《北史》同为采摘收书，取舍虽小异，大体固不能与收书相远，此《北史·太宗纪》与今《魏书·太宗纪》除史臣论外之所以多相近也。《御览》盖取《北史》而有删节。又尝以《通志》所载后魏纪传校《魏书》及《北史》，知亦全据《北史》，《御览》当复相同，提要之云疑未碻也。
赵瓯北谓魏收修史在北齐时，魏朝载籍具在，故其书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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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陔余丛考》八《北史》多取魏收书条举之而未尽。
[31] 《陔余丛考》八《北史》删《魏书》太简处条。
[32] 《隋书》七六《潘徽传》。
[33] 《旧唐书》一二九《卢粲传》。
[34] 仝六八《张公谨传》。
[35] 仝一〇二《元行冲传》，《新唐书》二〇〇《行冲传》略同。
[36] 《新唐书》五八《艺文志》。

哇靠，这么多
吴歌姐姐威武

吧主，请问《魏书之史学》出处在哪儿呢，现在在那本期刊有啊

看了魏收的高祖本纪，迅速粉元宏，知道皇后出轨后，“帝闻而骇愕”，那个画面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