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家摆摊倒煤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春成率先被命运推入无常的轨道：由于所在的刨花板厂破产，他下岗了，同时下岗的还有他的妻子闫凤杰。夫妻双双下岗的现实，唤醒了王春成的谋生本能。阜新作为一个矿坑上的城市，别无其他机会，走投无路之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煤。
一位曾为新邱露天矿下属企业职工的当地矿主回忆，“刨花板厂破产后，王春成和我们一批人开始在新邱矿的矿坑下偷煤自己卖。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些积累，他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拉煤挣钱。”
一开始，没有任何煤炭从业经验的王春成缺乏销售渠道，只好采用最原始的销售方式：街边摆摊叫卖。一位熟悉他的人士透露，王春成成立了一个煤炭销售处，其实就是个体户，把煤堆在路边支个摊子，做路过车辆的生意。在观念保守的阜新，即便是这种经营方式，当时的竞争也并不激烈。
摆了几年地摊后，1994年，王春成获得一个固定的大客户：距新邱150公里的锦州电厂。前述当地矿主回忆，闫凤杰比王春成交际广一些，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老干部，后者向锦州电厂介绍了闫凤杰，王春成开始往锦州电厂发煤。
电厂收煤是按发热量计价。前述矿主称，王装好煤之后，常年租一台捷达轿车，先于运煤车到达电厂，利用当时管理的漏洞，疏通打点好煤质化验、检验人员，多算卡数，达到低卡高价的目的。到后来，其煤炭不用汽运，改用列车运输，采用盖帽的方式--上面是合格煤炭，下面混着劣质煤甚至是煤矸石销售。
“他的经济意识比较超前，我们都在当地做，一吨煤盈利二三十元就比较满足了，但是他已经想到向外销售、成规模销售。”前述矿主回忆，“我们还认为打车是奢侈的事情时，他已经能常年包车。”在他看来，王春成善于把握机遇，注重交际，特别是对其事业可能有积极作用的人更是敢于投入。
与此前的练摊不同，拿到锦州电厂的大单之后，王春成必须自己发煤，由此意识到铁路对于煤矿的重要性。一位当时供职于新邱矿煤场的人士回忆，新邱矿的煤场到锦州电厂有条专线，王春成为了解决运力问题，专门找到煤场工作售货员，每个月给5000元，换得煤场约120米的货位（在铁路边上装煤的位置）。”
王春成的经商才能在锦州获得了认可。时值全民经商热的大潮，锦州老干部合伙集资了120万元创办晚辉公司。其中一名退休老干部是王春成姻亲的姻亲，他将其中80万元给了王春成，邀请他出任晚辉公司经理，还给他配了一辆高级轿车。“他从前没见过那车，以至于在车里睡了一晚上没回家。”春成集团下属企业一位负责人回忆说。
1996年，晚辉公司经理王春成手提40万元现金，回到新邱矿买煤。“那时候哪有这场面。”前述新邱矿煤场人士说，“煤场堆满煤，大车排队拉煤，那一个月，我们单位堆了将近10万吨煤，不停地往锦州装车。”

内蒙古扩张寻矿
但是，新邱煤矿残余的储量，远远无法支撑起王春成的产业雄心，他开始把找矿的目光投向了省外。
知情人士称，200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矿业管理部门办事等人期间，春成集团负责找矿的人士遇到锡林郭勒盟（下称锡盟）西乌旗国土局一位年轻的局长，后者将境内的白音华一号露天矿做了介绍，该矿已然“半死不活”，欢迎春成集团去看看。
2002年12月，大雪封山，内蒙最低气温已达零下40摄氏度，春成集团一行数人坐面包车来到西乌旗，通过这位国土局长见到了一位旗主要负责人。西乌旗有意出让的白音华一号矿，离旗所在地约80公里。这位旗里主要负责人表示，可以免费转让该矿，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年产量达到100万吨，接收全部工人。不过，王春成在考虑煤质、交通成本等因素后，觉得不经济，未同意接手。
但王春成相中了当地另一个地方国企跃进煤矿。
年产仅两三万吨的跃进煤矿当时已经破产，当地政府本欲以职工持股方式改制，召开两次动员大会仍无职工愿意接手，王春成的到来适逢其时。
政企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显示，西乌旗政府同意，以现有的矿为圆心，方圆5公里由春成集团开采，后者需要投入5000万元改造现有煤矿，使之年生产能力达到50万吨。政府负责职工安置费用，以及给予大量优惠政策。
跃进煤矿原为井工矿，春成集团的资金注入后，把矿区表层的土推掉，改为露天开采，并对采矿区域做了扩界，第一年的实际产能就达到了150万吨。此后的十余年里，跃进煤矿与新邱煤矿，成了支撑王春成产业扩张的两头最大的现金奶牛。
事实上，在春成集团以前，阜新矿务局（下称阜矿）也来看过矿。阜新距西乌旗仅500多公里，由于资源枯竭，也在四处找煤矿，希望能安置当地矿业职工以及延续企业经营。2002年，在锡盟举办的一次展销会上，应邀前往的阜矿与急于招商引资的西乌旗接头成功。阜矿看中了白音华四号露天矿。
内蒙古自治区把尚未开采的白音华四号矿配置给阜矿，有着更宏观的考虑。2003年，占阜新产能近半的阜矿下属海州露天矿因资源枯竭停产，整个阜矿面临找出路的问题。然而，“自治区对阜矿谈不上满意，阜矿是个老局，历史负担重，属于落后生产力的转移。但在东北转型大背景和国务院的协调下，自治区服从大局，给了10亿吨的资源量，没要资源价款。当时资源价款每吨3元，10亿吨就是30亿元，白给出去了。”前述西乌旗官员说。
阜矿、春成集团与锡盟西乌旗的偶发性合作，客观上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探索积累了经验。由于包括锡盟在内的蒙东五盟市距东北较近，又富含煤炭资源，辽宁省委省政府有意加强与蒙东的经济联系。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国家发改委的支持。2007年，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发布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即打破了行政区划，将蒙东五盟市纳入东北经济区域。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本身的种种优惠政策，也给春成集团日后修建巴新铁路带来了审批便利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
此外，2006年6月，春成集团还以8019万元的价格接手大连热电（600719.SH）非流通社会法人股2430万股，以12.01％的持股比例成为上市公司二股东。经过减持，春成集团目前的持股比例为9.84％，以该股近期的股价7元计算，这部分股权的市值约为4.7亿元。

融资修路曲折
“巴新地方铁路是阜新经济转型的重要项目，对阜新乃至辽宁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项目提出以后，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曾表示，巴新地方铁路是在“政府主导、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指导下核准批复的，符合国家铁路建设的改革方向。
锡盟为了支持巴新铁路，专门出台《锡林郭勒盟关于支持巴新铁路建设的意见》，通辽市、赤峰市为支持这个项目建设，也相继出台了专门的优惠政策。
“阜新市政府提出，你们修铁路有什么困难，我们政府派人成立专门的小组。”熟悉王春成的人士说，但在修建过程中，征地动迁、跨铁道、跨公路、跨高压线的协调难度超乎想象，“有些铁路、高压线是国家的、国企的，有些道路是公用的。”这也是预期三年的工期，直至七年仍未完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直接的掣肘当然还是资金问题。在项目建设初期，没有任何外部资金进入的情况下，春成集团以自有资金启动了项目建设。“在2009年巴新铁路公司成立之前，是春成集团主导建设了两个隧道和一个大桥。”阜新市铁路办人士透露，“如果当时不开工的话，再等其它公司注资进来，项目至今也不可能成立，所以当时灵活处理这个事情。”
开工之前，春成集团也曾未雨绸缪，试图联合辽宁本地能源企业投资巴新铁路。
2006年12月18日，巴新铁路建设项目投资签字仪式在沈阳举行，春成集团与多家公司签署协议：春成集团出资7.83亿元，占总股比的41％；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73亿元，占总股比的30％；阜矿集团出资3.63亿元，占总股比的19％；阜新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91亿元，占总股比的10％。
但是，当2009年6月巴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注册时，国企们却悉数缺席。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设立时，1亿元注册资金均由王春成控制的四家公司分摊。此后，由王春成控制的企业一路单方面增资至7.61亿元。
此后在实际修建过程中，雪球越滚越大，投资由原来的47.57亿元扩大到58亿元，最后又调整变为77.2亿元，还有物价上涨、征地拆迁等因素的变化，以及原来是地方铁路一级后来变为国家铁路二级，指标的调整也使投资增加。“王的想法很简单，此前鑫园铁路都修成了，他没有考虑到这条铁路的复杂性。”阜新铁路办人士说。
与巨大的资金需求相比，王春成的自有资金杯水车薪。在信贷受阻的情况下，他只能被迫靠稀释股权来融资。2010年4月，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9.8亿元占股55.77％，春成公司以7.61亿元占股43.31％，总注册资本增至17.57亿元。
此后数年，经过频繁的股东进退，目前铁路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春成集团出资15.997亿元占股61.5269％，大唐国际出资5.2亿元占股20％，铁法煤业出资2.6亿元占股10％，马鞍山丰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2.093亿元占股8.05％，其余股份由王的其他公司持有。
对于大小企业的股权进退，阜新市铁路办人士认为：“大唐在内蒙古有煤矿，在阜新有煤制气项目，如果参与进运输线来，肯定对自己有利，尽可能地要大股比，自己的煤矿不能受运输的制约。此外，各家股东之间的磨合协商，出于对自身利益及长远发展的规划，也会影响投资决策。”
由于资金链紧张，在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间，巴新铁路一直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直至新增注册资本金以及国开行辽宁、内蒙古分行贷款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