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你来看此花时
1
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密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撮桂花。我记得了。她是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她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进去，说：“给你。”我笑着推开她的手：“妈，你知道我不戴首饰的。你留着用。”她停下来，看着我，一时安静下来。我倒是看了看她和父亲的大床，空着——父亲不知还回不回得来。床头墙上挂着从老家给他们带来的湘绣。四幅并排，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绯红黛青压在月白色的丝绸上，俯视着一张铺着凉席的双人床。天花板垂下来的电扇微微吹着，发出清风的声音。这房间，仍旧一派岁月绵长、人间静好的气氛。她幽幽地说话了：“女儿，与其到时候不知道东西会流落到哪里，不如现在清清醒醒地交给你吧。”她把盒子放在我手心，然后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含着我的手，眼睛却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说话。把盒子重新盖上，放回抽屉里层，我匆匆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屿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越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儿——你记得吗？”

2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作相框。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丫。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3
在中国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都得到不一样的“明白”。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十七岁
我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西斯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沿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16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她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放晴后，我们沿着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汨汨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这野花，不就是《诗经》里的“蘼芜”，《楚辞》里的“江离”？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飘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到国王学院对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来了：炒蛋、煎肉、香肠、蘑菇、烤蕃茄……又油又重，我拿起刀叉，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他看着我。“原来，简单的面包果酱早餐称做‘欧陆’早餐，是相对于这种重量‘英国’早餐而命名的。”他笑也不笑，说，“大惊小怪，你现在才知道啊！”然后慢慢地涂果酱，慢慢地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从中世纪的古街穿出来，看见几个衣着鲜艳的非洲人围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贴着海报，抗议辛巴布威总统的独裁暴力统治，流亡国外的人数、经济下跌的指标，看起来怵目惊心。我说，我只注意苏丹的杀戮，不知道辛巴布威有这样的严重独裁。他说，“你不知道啊？辛巴布威本来被称为‘非洲的巴黎’呢，经济和教育都是最先进的，可是木盖博总统的高压统治，使辛巴布威现在几乎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了，而且饥荒严重，很多人饿死。”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岁的小孩！”

爱情
从剑桥到了伦敦，我们住进了林柏蓝特酒店。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作为酒店的名字，大概已经在昭示自己的身份和品味了。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白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地一声横过。我们沿着克伦威尔大道慢步行往白金汉宫的方向。华飞说，高二德文课正在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课堂上讨论得很仔细。“喔？老师怎么说？”我兴味十足地看着他——我也是高二的时候读这本书的呀，在1969年的台湾，一边读歌德，一边读琼瑶。1774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说是有两千个欧洲青年效法维特为爱自杀。拿破仑在东征西讨的杀伐中，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本爱情小书。“你一定不相信老师怎么说，”华飞笑着，“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相信这种‘纯纯’的爱。事实上，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不会持久的。”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百里屠苏！【等等重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