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南部，季节风吹动乌云，使甘霖降落在山脉的坡地之上，只有很费力地节约使用这种雨水，才有可能使农事园艺得到一些收获。在绿洲以外的北部荒野上，雨水不多，植物稀少，对于追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以及他们的兽群只能提供一种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究竟阿拉伯的气候是否像有些人所推想的那样在古代较好而后来逐步干燥起来，这还是难以断定的事。
半岛上的居民阿拉伯人是尤金•费希尔所说的东方种族的主要代表。他们的特征是长头，窄脸，鹰鼻，后头骨高高隆起，中等身体，但是体格一般都生得瘦小。这是在北非极其常见的一种地中海种族的变种。在北部，阿拉伯人和近东种族混杂。近东种族曾经一度遍布于小亚细业以及伊朗高地以西地带，今天亚美尼亚人里面有的还保持着纯近东种族的模样，共特征为很高的后头骨和大鹰鼻。这种相貌当初一定曾经分布到更远的南方，因为从古时起，在也门的阿拉伯人中也可以看到有这种特征的人。从纪元前三千年时起，阿拉伯半岛上的人们，在几次酷旱的时期里被迫成群结队地向北方移动。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像巴比伦人一样地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他们像迦南 3人、希伯来人、亚美尼亚人一样地学习了近东种族的文化，近东种族也把体格上的特征传给了他们。他们只有在言语上还保持着基本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语言，我们才称他们为闪族，人，这种语言近似于阿拉伯语，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阿拉伯南部，气候比较适宜于农业耕作。早在纪元前一至二千年间，那里就有过一种以农业和商业为基础的先进的文明。那些治水的堤坝、设防的城市、以及城堡和寺院等直到今天还足以证明当年建筑者们的勤劳不倦，孜孜为公和虔诚的精神。但是就我们从铭文中所能看到的，他们的才智好像都用在一部把一切财产关系都周密地规定下来的法典中了。到纪元前一千至二千年时，南阿拉伯的一个部族米纳安人就已经把他们的一些贸易地区扩展到北方去。继他们之后，赛伯伊人建立了一个豪门贵族当权的王国，因此就不能够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继赛伯伊人之后的是希木叶尔人，他们在希腊化时代把对印度的贸易一部分转到埃及去，这样就丧失了他们富庶昌盛的主要来源；但是在纪元前 24年，在爱留斯•加拉斯企图使他们臣服于奥古斯图的版图之下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仍然能够避免受到罗马帝国的政治影响。犹太教曾经一度在他们的国度里盛行，其影响所及竟使统治者们自己都皈依了犹太教，并且，像杜•努瓦斯(死于525年)那样，还迫害过基督教。虽然如此，基督教还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特别是在纳志兰，一直存在到伊斯兰教兴起的初期。希木叶尔人最后衰亡在阿比西尼亚的手里，阿比西尼亚原先是希木叶尔人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殖民地，从第四世纪起基督教就在那里传布得很成功。纪元后530年，由于拜占庭想在南方同它的世宿仇敌波斯一争短长，阿比西尼亚总督阿卜拉哈无疑地在拜占庭的怂恿之下征服了阿拉伯南部，并且还向北推进，要进攻波斯；但是到了麦加之后他却不能再前进一步。四十年之后，阿卜拉哈之子，亦即其第二任承继人又 把这地方丢给丁萨珊国王科斯洛一吐(努希尔万)的一位元帅之手。因此阿拉伯南部直到穆斯林侵入以前还是波斯的一个省份。

阿拉伯北部的社会状况是为沙漠所决定的。沙漠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那里的植物稀少，只能养活一些小牲畜和骆驼。骆驼所需要的在这里很容易得到满足，而骆驼也为阿拉伯人提供了衣食的条件。由于要饲养这种动物就只能在一些面积辽阔的地区上到处迁徙游动，因此对于贝都印人来说就不可能在定居的基础上有任何政治上的组织。只要了解血缘关系就能探索出贝都印人的生活轨道；血缘关系把家庭结合成为氏族，把氏族结合成为部族。甚至一些大部族联合，也是靠一种表面上的血缘关系把他们的子孙后裔联系起来的，使全体人民结成一个宗族系统，像古代的希伯来人一样。但是这种全体一家的情感并不扩及整个民族，而只是从一些家庭关系特别密切，经常把帐篷搭在一起的氏族扩大到包括一个人数达几千，共同游牧的部族。任何人贸然进入一个陌生部族的土地就有被那些陌生人杀害和抢劫的危险，这些陌生人把他当作敌人看待只是因为同他素不相识。只有在这个人能够摸到对方的衣服或者帐篷，或者能够进入对方居处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保护，免受杀害和抢劫。这种保护也可以由当地人主动赐予那个旅行的人。部族的成风甚至还可以把一个陌生人永久收容在他的氏族里。这样一来，一个部族就可以把一些共同游牧的人整个地同化了，这些人最初只是被当作寄居牧民而收容着，不过等过了几代之后也就准许他们享受一切血缘关系的权利了。
贝都印人特别是一种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上帝保佑我和穆罕默德，此外勿再保佑他人，”——这是传统关系，仍然准许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祈祷时的念诵。不过，在一个部族内部，所有的成员都享有随血缘关系而来的同样权利和义务。贝都印人在自己的兄弟遇有危难的时候应立即挺身相助，可以不问孰是孰非。当然，这种义务最初是落在有关氏族的身上，只有在该氏族本身力量不够的时候，整个部族才出来作后盾。但是这种建立在普遍的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的社会还是表现了一些权力集中的倾向。各氏族和部族都让一些由于个人品质和本领而被拥戴出来的人作领袖。尽管这种地位时常可以由父传子，但是儿子本人却总是必须凭他个人的英勇表现重新再为自己争取这种地位。这种领袖们(赛义德)是没有什麽真正的“权利”的，虽然在大会上可能有一种倾向，愿意听他们的意见而不怎麽听别人的意见。与此相较，他们所应尽的义务却是大得多。在战争时期，要求他们随时能够牺牲性命，在太平时代，要求他们能够拿出财产来为部族谋利益和帮助部族中有所需要的同胞。但是他们主要的职责却是维持部族的团结，这种团结时常为一些个人的自私自利而遭受危害。

巴尔米拉被消灭以后，在北部就不再有阿拉伯人的独立国家了。罗马人和继他们之后的拜占廷人总是有办法能够在沙漠边上找到阿拉伯人来作他们的藩臣，并且借助于这些藩臣的力量把游牧民族挡住，使他们不能够侵入定居的地区里。六世纪时，大马士革的加珊王朝就是以这种身份统治着约旦河以东地区。这个王朝最着名的哈里斯五世曾经由查土丁尼在529年指派为“贵族”和族长，并授与统治叙利亚北部全部阿拉伯人民的最高权力。哈里斯五世死后，原先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的大权重新又分散到一些零星的小国的手里，后来到这些小国战胜了波斯人以后，东罗马的皇帝们才准许那个地方由自己的官吏治理。直到穆斯林进攻的时候，才又有一位加珊王室的人作叙利亚阿拉伯人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人所采取的这种对待阿拉伯人的政策同样地也为他们世仇宿敌波斯人所采用。据说沙普尔一世本人(24l至272年)当初就曾经任命莱赫米家族的阿米尔•阿迪为王，统治在巴比伦的阿拉伯人。不过在大马士革东南尼玛拉发现的阿姆尔之子伊木鲁•盖伊斯的墓碑却又明白地表明他在328年前后是罗马人的旧臣。伊木鲁•盖伊斯的一些继位人都以波斯总督的身分坐镇希拉，约在巴比伦遗址以南约十英里处。他们一般地都和加珊王朝动过干戈，希拉就在575年为加珊王朝孟迪尔国王所征服并且加以破坏。这些统治者们的老百姓本来很久以来就已经接受了景教派的基督教，可是他们自己却坚决地抱定他们的异教信仰不变。只有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努尔曼三世(580至602年)才改奉了基督教，最低限度在表面上是如此。波斯人有几次发现他难以驾驭，因此科斯洛二世就设计把他引诱到自己的都城忒息丰，将他杀掉。这一行动的后果没有多久就表现出来了。在610年有三千名阿拉伯人攻打幼发拉底河地区，在杜•卡尔把波斯人打得大败。这种边疆戒备不严的情况后来也便利了穆斯林长驱直入地征服了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