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
　　到常熟去的客船每天早晨经过我家窗外的河道，是轮船公司的船，所以船只用蓝色和白色的油漆分成两个部分，客舱的白色和船体的蓝色径渭分明，使那条船显得气宇轩昂。每天从河道里经过无数的船，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常熟的客船，我曾经在美术本上画过那艘轮船，美术老师看见那份美术作业，很吃惊，说，没想到你画船能画得这么好。
　　孩提时代的一切都是易于解释的，孩子们的徐鸦往往在无意中表露了他的挚爱，而我对船舶的喜爱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记忆中的苏州内河水道是洁净而明亮的，六七十年代经济迟滞不动，我家乡的河水却每天都在流动，流动的河水中经过了无数驶向常熟太仓或昆山的船。最常见的是运货的驳船队，七八条驳船拴接在一起，被一条火轮牵引着，突突地向前行驶，我能清晰地看见火轮上正在下棋的两个工人，看见后面前驳船上的一对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让我关注的就是驳船上的那一个个家，一个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这种处于漂浮和行进中的生活在我眼里是一种神秘的诱惑。
　　我热衷于对船的观察或许隐藏了一个难以表露的动机，这与母亲的一句随意的玩笑有关，我不记得那时候我有多大，也不知道母亲是在何种情况下说了这句话，她说，你不是我生的，你是从船上抱来的。这是母亲们与子女间常开的漫无目的的玩笑，当你长大成人后你知道那是玩笑，母亲只是想在玩笑之后看看你的惊恐的表情，但我当时还小，我还不能分辨这种复杂的玩笑。我因此记住了我的另一种来历，尽管那只是一种可能。我也许是船上人家的孩子，我真正的家也许是在船上！我不能告诉别人我对船的兴趣有自我探险的成份，有时候我伏在临河的窗前，目送一条条船从我眼前经过，我很注意看船户们的脸，心里想，会不会是这家呢？会不会是那家呢？怀着隐秘打量世界总是很痛苦的。在河道相对清净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一条在河里捞砖头的小船，船上是母女俩，那个母亲出奇地瘦小，一条腿是残废的，她的女儿虽然健壮高挑，但脸上市满了雀斑，模样很难看，这种时候我几乎感到一种恐怖，心想，我万一是这家人的被子怎么办？也是在这种时候我才安慰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胡思乱想，有关我与船的事情都是骗人的谎话。
　　我上小学时一个真正的船户的孩子来到了隔壁我我初中毕业报考过南京的海员学校，没有考上，这就注定了我与船舶和航行无缘的命运。我现在彻底相信我与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在我唯一的一次海上旅途中我像那些恐惧航行的人一样大吐不止，但我仍然坚信船舶是世界上最抒情最美好的交通工具。假如我仍然住在临河的房屋里，假如我有个儿子，我会像我母亲一样向他重复同样的谎言，你是从船上抱来的，你的家在一条船上。
　　关于船的谎言也是美好的。

母校
　　我从来不知道我童年时就读的小学校的老师一直记着我。我的侄子现在就在那所小学读书，有一次回家乡时，我侄子对我说：我们老师知道你的，她说你是个作家，你是作家吗？我含糊其辞，我侄子又说，我们x老师说，她教过你语文的，她教过你吗？我不停地点头称是，心中受到了某种莫名的震动。我想象那些目睹我童年成长的小学老师是如何谈论我的，想象那些老师现在的模样，突然意识到一个人会拥有许多不曾预料的牵挂你的人，他们牵挂着你，而你实际上已经把他们远远的抛到记忆的角落中了。
　　那所由天主教堂改建的小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而生动的，但我从未想过再进去看一看，因为我害伯遇见教过我的老师。我外甥女小时候也在那所小学上学，有一次我去接她，走进校门口一眼看见了熟悉的礼堂，许多偶尔地与朋友谈到此处，发现他们竟然也有类似的行为。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好，我想大概许多人都有像我一样的想法吧，他们习惯于把某部分生活完整不变地封存在记忆中。
　　离开母校二十年以后，我收到了母校校庆七十周年的邀请函，母校竟然有这么长的历史，我以前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心里仍然生出了一些自豪的感觉。
　　但是开始我并不想回去，那段时间我正好琐事缠身。我父亲在电话里的一句话使我改变了主意，他说，他们只要半天时间，半天时间你也独不出来吗？后来我就去了，在驶往家乡的火车上我猜测着旅客们各自的旅行目的，我想那肯定都与每人的现实生活有密切关联，像我这样的旅行，一次为了童年为了记忆的旅行，大概是比较特殊的了。
　　一个秋阳高照的午后，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学，孩子们吹奏着乐曲欢迎每一个参加庆典的客人。我刚走到教学楼的走廊上，一位曾教过我数学的女教师侠步迎来，她大声叫我的名字，说，你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事实上我一直记得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让我不安的是她这么快步向我迎来，面不是我以学生之礼叩见我的老师。后来我又遇见了当初特别疼爱我的一位老教师，她早已退休在家了，她说要是在大街上她肯定认不出我来了，她说，你小时候特别文静，像个女孩子似的。我相信那是我留在她记忆中的一个印象，她对几千名学生的几千个印象中的一个印象，虽然这个印象使我有点窘迫，但我却为此感动。
　　就是那位自发爸爸的女教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穿过走廊来到另一个教室，那里有更多的教过我的老师注视着我。或者说是我紧紧地握着女教师的手，在那个时刻我眼前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一次春游的情景，那位女教师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卡车的司机室里，她对司机说，这孩子生病刚好，让他坐在你旁边。
　　一切都如此清晰。
　　我忘了说，我的母校两年前迁移了新址。现在的那所小学的教室和操场并无旧痕可寻，但我寻回了许多感情和记忆。事实上我记得的永远是属于我的小学，面那些尘封的记忆之页偶尔被翻动一下，抹去的只是灰尘，记亿仍然完好无损。

伐木者醒来了
　　聂鲁达的这韶歌唱劳动者的诗篇是几乎整个世界的诗歌爱好看的必读课。年轻浪漫的心、正直朴素的灵魂总是会附和这种热烈多情的歌唱，从而在心灵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见过的森林是在西双版纳，汽车从景洪向中缅边境奔驶，途中要穿越大片的一望无际的热带森林，我记得那些森林呈现出一种近乎发黑的绿色，那大概是因为百年老树完全遮挡了阳光，阳光在这样的森林里徒劳无功，失去了它美丽的功效，失去了光的层次，因此我的印象中热带森林是黑色的、潮湿的。
　　我没去过中国北部的大兴安蛤，只是在一些电影或者画报上见到了那些寒带森林的照片。照片应该是被摄影师美化过的设计过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固执地认为我没见过的大兴安岭的森林才是诗歌中歌唱的那种森林，才是聂鲁达为之歌唱的森林。
　　寒带的森林在美感上是得天独厚的，因为山岭起伏森林也起伏着，因为生长气候四季分明森林的色彩也随季节变幻着，因为松柏类树木天生的雄性气概森林也显得刚正不阿、威风凛凛，更因为冬天大雪，满山大树银装索裹，那里的森林便成为一个美妙而洁净的童话世界，当伐木工人踩雪上山，当他们手中的油锯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劳动的声音，也听见了一类诗歌高亢的节奏。
　　我是在阐述森林与诗歌的关系吗？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我生活在距离森林千里之遥的东部城市，只能从家中的水曲柳家具上闻一下已经模糊不清的森林的气息。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说，我热爱森林，并且热爱着在诗歌中伐木的那些伐木工人。假如这样的说法有点矫情，那不是我的错，是聂鲁达的错，或者说是诗歌的错。
　　现在不得不说到生态平衡、保护森林这种拾人牙慧的字眼了。稍有良知的人对此不可能有丝毫的怀疑。长江、嫩江近年的洪水与周边森林滥砍滥伐有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兴安岭森林停止砍伐，这是关于森林保护的最新信息。我要说的是当我看见电视里一个新闻记者手握话筒采访一个伐木工人，让他谈谈扔下油锯以后的打算时，我清晰地看见那个伐木工迷茫的表情，然后他说，不伐树了，以后就种树了。
　　就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想象中的某种劳动的声音嘎然而止了，某种诗歌的声音突然暗哑了，聂鲁达在遥远的智利真的死去了。我觉得世界是现实的，讲究理性和科学的，许多对劳动的赞美其实一厢情愿。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有一些劳动天生是错误的，就像许多诗歌无论如何优美动听，它不是真理。我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森林之歌，以后关于森林的想象将不再是伐木和喊树的声音，在一个全世界植树的年代，聂鲁达不得不去世，我们假如还要歌唱森林，必须要呼唤一个歌唱植树的诗人。
　　这是新的森林的诗篇。伐木者醒来！伐木者醒来了，醒来后他们就带着捆锯下山了。这是由热烈奔放变得冷峻合理的森林的诗篇：伐木者醒来！大家扔下斧子油锯，回家去吧。至于我们这些通过聂鲁达爱上森林的人，你是否要背诵这些新的诗篇，自己看着办吧。

南腔北调
　　我最初接触到大批量的北方人是在北京求学时期，不管是何省的北方人，他们有一个优势是我等南方佬望尘莫及的，那就是说话的优势，即使是来自东北腹地的同学，只要轻轻把舌头一卷，再把行腔轻轻一扳，说出来的就是大差不差的普通话，而我们几个来自南方的同学，即使你努力地把舌头搞得痉挛了，也不一定能说出普通话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感到深深的苦恼。
　　有一次寒假后返校，我把从家里带来的桔子拿出来给大家品尝，一个同学脸上露出一种狡黠的笑容说，“你请我吃橛子？”我说，“怎么啦，你不喜欢吃橛子？”那个同学突然生气地大叫起来，“你才爱吃橛子呢，什么橛子不橛子的？是桔子，不叫橛子！”那位东北同学的叫声震聋发聩，使我一下面红耳赤起来，虽然我不是故意把桔子叫成橛子的我也并不知道在那位同学的老家橛子的意思与排泄物紧密相连，但是我对自己的语音从此有了痛楚的感觉。
　　后来我就一直努力摹仿几个北京同学说话，开始时舌头部位有点难过，惭惭地就习惯了，不卷舌头反而不会说话。记得有一位上海同学，我们在一起时他说上海话，我说苏州话，都是南蛮噘舌，倒也相安无事，但每逢有北京同学加入谈话，我们在说完一通普通话后便忍不住相互批评起来，他嫌我乱卷舌头，我嫌他说话嘶啦嘶啦的，互相都觉得对方说话别扭，又都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说得比对方好，结果就让那位京同学作裁判，我记得他用充满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说得还行，不过听上去一个舌头长了点，一个舌头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大概是属于舌头短了一截的种类，就这样短着舌头说了四年的普通话，后来到了南京工作，我已经想不起来刚到南京时是怎样说话的，据我的相交十余年的几个朋友回忆，我当初是说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的，光听我说话没人猜得出我是南方人。朋友们这么说，大概不是恭维。假如不是恭维，其中多少又揭露了我的现状，那些话的潜台词是：你以为你现在说的是普通话，其实那普通话已经很不标准了。
　　大概是人乡随俗，我到南京没几年就学会了南京话，当南京话说得可以乱真时，我的一口普通话就坐着火车返回北京了。有一次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打电话到我家，听见我的声音竟然大吃一掠，说，“你的舌头怎么了？”我也惊谔，反问道，“我的舌头怎么啦？”他说，“怎么又往前跑啦？又像南蛮噘舌之人！”这个电话让我百感交集，我想这对于我大概是个无法置换的悲哀，我的舌头在经历了多年风雨后，又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说话时忍不住地往前跑，懒得再卷着吸着，它按惯性在我嘴里运动，我知道我现在说着一口无规无矩的南京腔加苏州腔的普通话。
　　或许这不是我一人的悲哀，人们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适时适地变换语言，人永远都比鹦鹉高明聪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南腔北调的缘故。

薄醉
　　我对于酒的态度向来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这并非是由于我生长在江南地域的缘故，江南也多好酒之士，我的两个舅舅都爱喝酒，通常是在餐前啜饮一盅两盅而已从来未见他们有酩酊之状，我想要说南人北客饮酒的作风，我的两个舅舅大概是属于南方派的。
　　我第一次醉酒是在大学期间，当时同学们都下河北山区植树劳动，有一天几个同学结伴去县城一家小饭店打牙祭，一同学说要喝酒，结果就叫了瓶白酒，酒是当地的小酒厂出的，名字却叫了个白兰地。第一次品酒，竟然品出个醇厚的酒味，再加上我们的古典文学老师在讲解李清照词中的薄醉时声情并茂言传身教，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便有点贪杯，直奔“薄醉”的目标而去了。令人惊喜的是步出小酒馆时我果真是薄醉、脚步像是踩在棉花上，另外几个同学便来扶我，嘴里快乐地喊道：薄醉了，薄醉了！后来才知道那样的薄醉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学生时代透明单纯的心境一去不返，完全是高梁酒的冒名“白兰地”也难以混入都市酒架之上，我在一次次的酒席饭局上一次次地饮酒，渐渐地竟然对酒生出了些许恐惧之心。
　　酒在我看来就是洪水猛兽，它常常会淹没吞噬人们交流闹谈的语言，火辣辣地威风凛凛地闯进你的咽喉和食道，继而主宰这个饭桌世界。人们都认为中国有酒文化，酒文化又衍生出劝酒文化，劝酒文化又可按地域划分出种种规矩方圆，上了饭桌的人都禁锢其中。有欲迎还拒的，有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有向劝酒者摇晃胃复安药瓶的，也有一些真正的壮士威面八风，抱着酒瓶陷五喝六，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是为鞠躬尽瘁的酒司令。
　　更多的是在五粮液或分金亭特酿中随波逐流，我就是这种随波逐流的人，无疑随波逐流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一次随一个参观团去苏北，沿途经过六地，每地停留两天，两天必喝两次酒，一共喝了二十四场酒，每场酒平均须举杯三次，每次举杯须连饮三盅，因此每场酒喝下来就是九杯在肚。我原先是期望能经受这种考验的，无奈酒量可怜，结果常常是中途离席奔向厕所，一醉方休的美境可望而不可及，只好是一吐方休了。
　　渐渐地就开始怕酒——说怕酒也不确切，因为偶尔地在心境良好情绪饱满时还有点馋酒，怕的其实是酒桌上的“亡命之徒”有时候便需要审时度势，遇上酒中高人时摆出弱小之态，遇上滴酒不沾的人则不妨倒一盅两盅的，也能找到一点“鹤立鸡群”的好感觉，或许还能在无意中重新拾回多年前“薄醉”的感觉呢？但是薄醉到底是怎么个醉法呢？我其实差不多忘了。年复一年的人生，年复一年的酒，喝起来的滋味肯定是不同的。

约翰·丹佛
　　有一位乡村歌手名叫约翰·丹佛，约翰·丹佛有一首歌名叫《乡间小路带我回家》，乡村歌曲的行家很少有推崇这个人和这首歌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谈及乡村歌曲，我脑子里想起的就是这个人和这首歌。
　　其实一切只是和青春期或者记忆有关。我求学期间约翰‘丹佛风靡大学校园，会说几旬英语而又喜欢唱歌的青年不约而同地学会了这首歌，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个男孩怀抱吉他站在台上，或者老练或者拘谨地弹唱这首歌。而我作为一个极其忠实的听众张大嘴伸长耳朵站在人群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浑身颤抖、在歌声中我想象着美利坚的一座高山，美利坚的一条河流，美利坚的一个骑马高歌的漂泊者，当那句高亢的“乡间小路带我回家”乍然响起时，我的年轻的身体几乎像得了疟疾似的打起摆子来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被一首歌感动得融化了。
　　当你二十岁的时候，一条不存在的乡间小路不仅可以把你带回家，甚至也可以带你去天堂。
　　我不知道当年那份感动是否合理，不知道一支与己无关的歌为什么令我浑身颤抖，也许一切仅仅因为年轻，也许青春期就是一个容易颤抖的年龄。时光机器当然是在不停洗涤我们身上青春的痕迹，你年轻时喜欢的歌在劳碌发福的中年生活中不知不觉成了绝唱，而你并无一丝怀念。有一次我偶尔翻出约翰·丹佛的磁带，所谓的怀旧心情使我把它放进了收录机的卡座，但我听见的只是一种刺耳的失真的人声，我曾迷恋过的那位歌手用卡通人物的配音为我重温旧梦，不禁使我帐然若失，我有一种心疼的感觉，突然发现许多东西已经失效，歌声，记忆，甚至作为青春期的一份证明，它们不仅是失效了，而且还破碎了。
　　步人中年的人们当然是对青春期挥手告别过的，他们绝对不会说某一支歌某一个歌手欺编过他，但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谨防上当的成熟的表情，他们宽容地听着这个歌手那个歌手动情的歌声，假如约翰·丹佛唱道，乡间小路带我回家，他们也许跟着会哼一句，但他们已经懂得乡间小路不能带他回家，带他回家的不是火车就是汽车，不是汽车就是飞机。
　　我不是个容易伤感的人，但我是个胆小的人，有时候我陷入这种无以名状的恐惧中，比如这一次，比如这次面对一盒被时光毁坏的磁带时，我想以后还有谁的歌声能让我颤抖呢，假如我再也不会颤抖那该怎么办呢？开个不雅的玩笑，对于一个人来说，仅仅能在床上颤抖是不够的呀！

不要急
　　多年以前在我们那条街上曾经发生这一起令人唏嘘的车祸，死于车祸的是一个初为人父的男子，据说是婴儿的尿布在那个阴雨天都用完了，而昨天洗的尿布都在工厂的锅炉房烘烤着，婴儿的母亲让做父亲的去工厂取那些尿布来救急，这件事情使两个年轻的父母心急火燎的，那男子的自行车骑得飞快，结果被一辆卡车撞了。
　　后来事故现场的目击者都说，他的自行车确实骑得太快了，他赶路太急了。
　　想起这个不幸的故事完全是缘于最近流行的一句话，不要太急哦。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牌桌上，我打牌一直没什么风度，输多了就很急躁，那位朋友相反，输得越多人越轻松，而且妙语连珠，他从来不急，是真正那种好牌风的人，有一次他像是对自己也像是对我们说，不要太急哦。他的声音使热闹的骂声沸腾的牌桌突然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听见那位朋友说、最近流行这句话，这句话真好。
　　这确实是一句好话，是不多见的具有劝世意义的流行话语。不知怎么，又想起另一个好脾气的朋友，有一次他的孩子发高烧，他的妻子急得手忙脚乱，光着脚抱起孩子就往医院冲，而那位朋友一如既往地穿戴整齐才尾随妻儿而去，事后他妻子指责他，他说，再怎么急也不至于光着脚出门呀。他妻子便一时无言以对。
　　我想人的性情通达至此，生活便是另一种坦荡的境界了。那两伎朋友对于危机的处理方法出于天生的性情，其实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他们不肯受制于危机的打压，他们用理性控制着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如此，危机便仅仅成为正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不要太急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金玉良言，但做起来却不容易，急躁不是美德，却几乎是我们共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每一次急躁都是有其自然而然的理由，正如你的小宝贝没有尿布换了，而尿不湿这种新产品还没有面世，正如你在牌桌上大输特输，而你口袋里的筹码却不多了，正如你的孩子高烧四十度，病因却不详，你有理由着急，但是我们却总是容易忘记这个常识，急有什么用？
　　急躁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通病，像我的那两位朋友在我眼里便不可多得，我一直反对社会上一浪一浪的时髦埋语，但是对这句简单寻常一如耳语的话却推崇备至，不要太急了，记住这句话，我的那些升官受挫的朋友心情或许会明朗一些，我的那些发财梦破灭的朋友或许不再怨天尤人，我的那些牢骚满腹的朋友或许对这个世界能够培养出一份耐心。
　　不要太急了，说的是嘛，我们急了这么多年，生活中该有的有了，不该有的还是没有，急出什么名堂来了？一着急说不定就像那个不幸的父亲，为了尿布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不提倡市侩哲学，但我一直认为为了生命献出生命是值得的，为了尿布献出生命却是很可惜的。

欧洲
　　不管是地球仪还是地图上的欧洲，它都是捉襟见肘的一小块(除却俄罗斯)，但是多少年来欧洲人却一直在历史的册页上孜孜不倦地写着一个大字。
　　几年前我曾在北欧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见到过一幅十四世纪的世界地图册，绘制地图的人想必是当时的一个什么学者，翻开到有关亚洲的一页，我吃惊地看到亚洲地图的上角画了一个人面怪兽，此物腹部以上是人，腹部以下部连着一条腿，不是两条腿丧失了一条腿，而是仅仅只有一条腿，我问身边陪同的朋友，这是什么怪物？那朋友充满歉意他说，那是当时的地图绘制者想象中的东亚人。我哑然，一时竟无言以对，明知是彼时彼地的谬误，心中仍然莫名地难过和不平，想我的古代先人，虽然也把洋人描绘成食人生番，但毕竟没有把他们想象成独腿怪物呀。
　　欧洲人的地图上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这不奇怪，任何国家的地图都把自己的国度画在世界的心脏部位上，但欧洲人其实是知道自己的疆域窄小的、偏偏他们又不愿意局限于小国寡民的生活，于是古代的欧洲人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制造快船利炮扬帆出征，在地球各处随心所欲地写下了一个个大宇，因此我们在如今的历史教科书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看见了英属殖民地、接属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荷兰殖民地这些历史沉淀物。
　　那当然都是历史了。九十年代的世界基本上是温文尔雅的世界，闯到别人家去做主人的事已不容易实现，今天的世界人们对人类本身都已不再有什么新鲜感，我们已经确认爱斯基摩人和塔希提岛的人与我们一样都是四肢健全的人，我们对未知人类的想象也已经针对外星人了，有关的电影和媒体把外昌人描绘成大头智障的摸样，也不知道是否真实，因为无案可稽，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外星人来地球控告人类丑化他们的形象，那么倒霉的将是美国人了，好莱坞的制片商说不定要付出数额巨大的名誉赔偿金。
　　欧洲人早巳告别了强权和扩张的历史，如今的国际舞台上欧洲人一如既往地在发言，但他们的发言常常被美国人粗壮的声音所打断，欧美几成一体，但两强的对话中欧洲人总是显得温柔而忍让，欧洲人正变得与西装领带的形象越发地严丝台缝，但是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轻视欧洲，只有弱视的人才看不见欧洲人在自己家里写下的那个大字。
　　欧洲入一直坚韧地写着那个大字，假如你有机会从荷兰驾车一路西行至葡萄牙，途经中根协约七国、当你越过一条又一条虚拟的国境线，你会觉得自己正走在那个大宇的一撇上，当你在电视上看见即将出笼的欧元币面，你会觉得看见的是那个大字的一横，当你发现北约东扩的手指印已经摁在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版图上，差一点就要摁到罗马尼亚了，你会觉得这个大字的最后一点也已经写好了。
　　欧洲很小，但欧洲又很大，欧洲人的团结也许会使他们的大字越写越大。

谈《三联生活周刊》
　　近年来《三联生活周刊》成为了我个人的梳边书，灯下翻阅，每次读后都有服用强力维生素的感觉，此盲听似夸张，其实绝非戏言。
　　我的阅读习惯一直是功利的，假如把阅读当做餐饮的话，我是要摄取营养的那一种，假如是一本期刊的话，我对它的要求往往是既能消遣又能从中获取信息，而我所希望的信息最好是覆盖文化、科学、体育、政治这些门类，我所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图文并茂的、直观的、文笔轻松如聊家常的此类文章，我还希望能找到一本装帧和纸张都摆脱了“勤俭节约”风格的新型阅读物，使你在处理垃圾时不舍得将其清理出门，这样的愿望因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出现渐渐地变成了现实。
　　这本刊物好就好在它的“营养”搭配和“气度”不凡上，好就好在它有最快的信息网、最具“新人类”特质的一批才思敏捷训练有素的专栏作家，当然也包括信息社会中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一流的图片。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今春轰动世界的“克隆”新闻、由于当时我在外游历，消息闭塞竞不知此事，回家后女儿问我克隆其事我茫然不知，所幸恰好收到《三联生活周刊》的第七期，封面上便见这第一速度的文章大标题：上帝的笑声——克隆技术与速度的世界。打开刊物，一口气读完其中七篇与克隆有关的文章，我立刻有一种病后大补的感觉，我相信关于这个话题，刊物上所涉及的要比电视新闻和报纸深入有趣得多。
　　我敬佩这本刊物的办刊风格，既知识分子化而又不排斥世俗众生，既有超前意识而又不鄙视人们的智商，因此它有一种可贵的温文尔雅的说话态度，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普通读者参与了其中一些栏目，听他们说话就像听一些熟悉的朋友说话，他们讨论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编辑们如此培养读者的参与感，从而也巧妙地令刊物贴近了人们的现实生活。
　　如今的世界，人们端坐家中的习惯是打开电视机，但有的人会永远保持灯下阅读的习惯，假如在睡觉之前想知道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假如想知道这世界上别的人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读一本《三联生活周刊》是个不错的选择。

女大当嫁
　　最近的一则家喻户晓的国际新闻是前英国皇纪戴安娜之死，人们在为这个美丽的女人香销玉陨一掬同情之泪的时候，恐怕想到的都是红颜薄命这样的字眼，或者说那些讨厌的小报记者用他们手中的相机和镁光杀死了戴安娜。红颜薄命其实说的是针对女性的一种劫数，而小报记者对名人的追逐并无杀人动机，那么是谁杀死了戴安娜？准确地说是当今世界数不胜数的车祸杀手，别无其他。但不知怎么，我还是想到了这个女人当年轰动世界的婚姻。
　　总会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嫁给风流倜傥的威尔斯王储，不是戴安娜就是别人，假如那个幸运的新娘不是戴安娜，戴安娜会不会在法国遇难？这样的假设是无稽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样的假设中看见一些操纵命运的棋子，婚姻在许多女人的命运中是一颗具有“胜负手”意义的棋子，输赢有时皆在这一招一式之中。
　　女大当嫁。嫁个什么样的人在各个阶层各种品貌的女性那里有不同的回答。就像男人求偶一样，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也是好上加好，假如从“好”上判断，威尔斯王储可说是一个理想化的标准了，戴安娜的婚姻相信是一些女性梦中的婚姻，但遗憾的是众所周知，这门婚姻花团锦簇却并不幸福(我们也是通过那些庸俗小报知道了关于王储夫妇各有外恋的花边新闻)，于是最终离婚、于是最终发生了法国隧道里的悲剧。相信戴安娜在遇难前的瞬间是不会想到什么婚姻之棋的，是我这样的无聊文人在替她胡思乱想，我心里在想，让皇储与卡米拉结婚，让曾为幼儿园教师的戴安娜与某个她爱着的普通人步人婚礼教堂，也许大家活得更好一些。
　　问题在于谁能预料婚姻棋局的发展呢？当局者迷，旁观者也不清。
　　女大当嫁。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女孩子长大了需要去找个男人，找个男人成立家庭，再生些孩子，找个男人来合作，谱写你生命剩余的篇章，人们从不质疑这种流传百世的真理，但细细想来，这样的真理是不是有点像一条赶羊的羊鞭呢？多少女孩子在它的驱赶下慌不择路地跑上了婚姻的迷宫，随后便迷失了方向。
　　当然有许多女性是拒绝进入婚姻的迷宫的，如今社会有许多优秀的女性抱定独身态度，气死热心的红娘。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她们根本不去选择，不选择是不是就不会犯什么错误？女大不嫁，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什么新的真理？谁也不知道。戴安娜如果是个独身主义者，她能否躲避这一次车祸？谁又能知道？
　　人类就是这样又聪明又愚笨，人类已经能登上月球探究月球的奥秘，却说不清自己的许多奥秘。我当然也说不清楚。

电视时代
　　曾经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体重如山的肥胖症患者，终年不能跨出家门，最后死在电视机旁，警察们费了九中二虎的力气才把那胖子搬出门户。这个真实的故事不知怎么竞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并非是悲天悯人，我想假如没有电视这个东西，那可怜的胖子该怎么度过他的一生呀？
　　这样的设想当然已经排除了一个前提，我设想他不读书或者只是偶尔读书，不听音乐或者只是偶尔听音乐，不要想或者只是偶尔冥想。不能否认的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空闲时间是与电视为伴，恰如中世纪那些虚诚的教徒与教堂的关系，电视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而电视机几乎就是一个口齿伶俐吃苦耐劳魅力四射所向披靡的传教士，整个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堂。看电视的人们对电视缺乏虔敬之情，他们的身体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他们的嘴里嗑着瓜子含着蜜饯呷着绿茶，但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却关注着电视机的屏幕和声音，这样的时刻，克林顿和刘德华，邢质彬和张曼玉，航天飞机和汇源果计令人惊讶地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机会，电视的大嘴对他们一视同仁，电视机前的人们对他们或者热情或者冷淡，于是换频道，最终找到一个比较喜欢的节目，于是一个空闹的夜晚就被电视安排妥当我认识的一个作家朋友坚持不买电视机，因为他说他痛恨电视，但他又喜欢足球，每次世界杯的时候他就跑到别人那儿去看球。看着看着觉得看别人的不如看自己的，最终就买了电视机。我没有问过这个朋友是否现在还痛恨电视，但我觉得他不可以再说什么痛恨电视之类的话了，他不可以把电视和足球区分开来，说他是在看足球，而不是看电视，因为电视对人的时间的争夺本来就比孙子兵法要复杂得多，何止三十六计呢？还有一个朋友大概真是不看电视的。有一次他看见电视屏幕上站着一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竞然问，这都是什么人？令在场者都目瞪口呆。以为他是幽默，其实又不是，其实他多年来一直奔波在朋友家里打麻将，没有时间看电视。这老兄可算是罕见的电视网的漏网者了，但是我可以断定，假如有一天法律禁止麻将，他十有八九是会守在电视机前的，以他做事情的风格，他一定会从“你好”看到“再见”。
　　去年我与一帮文人朋友前往广东开笔会，住在非常美丽的湖光山色之间，一切都有，就是没有电视(偏偏还没有报纸)，于是我们体验了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那几天正逢亚洲杯中国队的比赛，苦了这班痴情的球迷，人心惶惶地到处寻找电视，主人说山上没有，山下才有，结果一大群人在夜里驱车下山去，到一家招待所看球，汽车在陡峭的山路上制造了数次险情，下了山我们心有余悸，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算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开始埋怨我们的住所，说就是没有热水也不能没有电视，都九十年代了，怎么可以没有电视呢？
　　补充说一句，那场比赛中国队一如既往地输了一场不该输的球。当然这不是电视的罪过。

我和电脑
　　我不是一个喜欢电脑的人，这种不喜欢其实没有什么高尚的理由，只是因为我手笨，对于众多的键盘和繁复的程序有一种天生的惧怕。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看着别的同行把电脑搬回了家，嘴上说，他们用他们的，我反正不用，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凄凉的感觉，每次听到同行们谈论电脑时，我装聋作哑，心里在想，他们也不见得比我灵巧到哪儿去，他们怎么都会了呢？
　　电脑搬回我家不是我的决定，是我妻子的决定。而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坐到电脑桌前的，没想到很快也就学会了。
　　我学会的其实仅仅是用电脑写作，但是电脑就像一个严厉的老师，你只要稍微有点不虚心，它就给你看颜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用半角写中文，常常出故障，写得如火如荣的时候屏幕上却出现大片的不规则字体，你可以想见我的心情。我自作聪明以为是电脑病毒在作怪，于是就找了朋友大规模地杀病毒，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病毒的原因，只是因为我始终没有把半角转换成全角。
　　许多朋友和我一样，在电脑面前出尽洋相，而我最为痛心疾首的回忆是某一次故障导致我的长篇飞掉了两万多宇，只好重新再写。当然，比起一些同行的五万字、一部长篇连续剧来说，我的损失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任何事情就怕比较，因此我总觉得自己的电脑算是手下留情的，唯一困扰我的是一种矛盾，矛盾在于电脑的博大繁复和个人的不思进取的操作方式，无法解决，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蹩脚而固执的技工在使用这台机器，机器忍气吞声，在貌合神离之中我与电脑互相在损害对方的自尊。
　　我与电脑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可说，对于拒绝电脑的人来说，我会用电脑，而对于许多电脑行家来说，我这样的电脑拥有者差不多是一个笑话，他们会说，假如你只用电脑来写字(而且还总是写出故障)、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打字机？
　　也许是一个笑话，我看电脑书竟然看不懂，别人告诉我如何打开电脑的某一个功能，会从我的眼神里发现他是在对牛弹琴。我守在电脑旁边时总是觉得自己的弱小，非常自怜地想，我正在将自己的生命一片一片一秒一秒地送给电脑，我看见电脑张开大嘴吞噬着我自己，而我却告诉自己，我是在工作。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喜欢电脑，却把生命的一部分托付给了这种深奥的没有人性的机器。一张纸一支笔一缕阳光——那种美好的写作经历随着一个古典时代已经消失，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现实，是为了效率，为了潮流，为了跟上时代的莫名其妙快步狂奔的步伐。

我与香烟
　　 我与所有的正常人一样，幻想有一个钢铁般强壮的身体，有一套如同精密仪器般纹丝不乱的内脏系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活到九十以上的高龄。我有一个朋友一直以家族史的长寿而自豪，他坚信自己也是长寿的，有一次对周围的朋友说，等到我九十一百岁了，看看你们这些朋友一个个先我而去，我的心情一定会凄凉透顶，我一定会怀念你们的！
　　 我真的羡慕那个朋友对自己健康或者寿命的乐观态度。假如我说出这一番话，不免有点虚张声势了。我抽烟抽得很多，我的生活作息也极无规律，只要稍具健康知识的人都知道，这都是影响健康的大敌。
　　我有一定的健康知识。大概还是在我小时候，我就劝我父亲不要抽烟，理由就是吸烟影响健康。可是具有讽刺意昧的是我在上大学期间也抽上了烟，而且抽上了再没有戒掉，一直独到现在。经常有不油烟的朋友问，抽烟到底有什么好处？我的回答与大多数烟民是一样的，没有好处，只是改不掉的习惯罢了。
　　习惯其实都是可以改的，只不过看你愿不愿意改。这我也知道，我的不改其实多半是出于畏难情绪，不愿轻易去动自己身上的半根毫毛，说起来不可思议，这竟然是对自己的一种爱惜了。我懂得健康知识，但有时候思维不免是非科学化的，自己给自己打气说：我为什么要按照健康知识来生活？我为什么为了那未知的健康舍弃这已有的快乐？
　　像我这样的吸烟者都陷入了一种知错不改的困境，如此便为自己寻找一些古怪的借口。
　　有个吸烟的朋友向我转述一个吸烟的医生的话，那医生说，吸烟不可怕，只要同时喝茶，香烟里的有害物质就会过滤掉许多。这正中我下怀，因为我恰恰是又吸烟又嗜茶的。还有一个朋友的理论更加令人心跳，他举出自己的两个亲人的例子来证明戒烟的坏处，说他父亲吸了一辈子烟，没事，突然注意起健康来了，戒烟。戒了几个月，就戒出肺癌来了，死了。还有他的哥哥也是，吸烟的时候没事，戒烟又戒出一个肺癌，现在正在医院里。
　　我信奉科学，我有一定的健康知识。所以我对所有违背科学的理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吸烟问题上我始终愚昧，听到上面那两位朋友的话，明明知道是以偏概全的歪理，心里却是如释重负。可见有的人是不依据知识来生活的，有的人甚至愿意以健康为代价，对科学翻白眼。我就是这种人，我拿自己也没有办法。我的态度就是这么简单粗鲁，喜欢吸就吸，去他MA的，不管那么多。

广告法西斯
　　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们不会同意拙文的这个题目，把广告和弦西斯等同起来不兔会有现代人无病呻吟之嫌。曾经读到一个犹太受难者的回忆，回忆他在集中营里的时候是多么想读一份报纸，我一方面被深深地打动，脑子里却同时浮起一个不可饶恕的念头，我想要是那个作者恰好得到了一页报纸，恰好那是报纸的广告版，这个可怜的渴望文字渴望信息的人将会如何阅读这张报纸？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暴力，前人们万万想不到和平年代里有一种暴力来自媒体，准确他说，是来自媒体中张牙舞爪无所不在的广告。不管你想不想，不管你要不要，这些广告用或者诌媚、或者焦急、或者强暴的语气让你买这个，买那个，你不感兴趣，你可以不去看它，但是要摆脱是不容易的，这就像当年犹太人要逃脱法西斯的魔掌一样，不是由你说了算。假如你紧捂着一颗烦躁的心(同时捂着口袋里的钱包)回到家里，狠可能看见一个年轻人从楼上的邻居家下来，向你微笑，说他是某某保险公司的，他来跟你谈参加某某保险的事，这样的不速之客通常彬彬有礼，有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推开门，看见一个面色铁青的汉子站在你家门前、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刀口闪亮的菜刀，让你灵魂出窍，来人一说话，才知道他不是凶手，原来是来推销菜刀的。
　　我们刀耕火种的先辈们绝对想不到他们的后人会被过剩的商品所围剿，我们戎马佳馏的先辈绝对想不到后代们天天在广告的枪弹下无处藏身。有一次与朋友聊天，谈起电视广告，每个人都有最恐惧的广告记忆。我最害怕的是电视里的某个饮料广告，一个家伙用手抓着两罐饮料说，两罐，挡不住！不知怎么我总是有一种凶险的联想，是：两枪，挡不住！心悸之余不禁迷惑：这广告做得也太性急，真是好东西买一罐尝尝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让人买两罐呢？还有一个广告，性子倒不急，用的是很常见的亲热的以情感人的方法，一个男歌手在屏幕后面如泣如诉地歌唱一瓶矿泉水，歌词大意是自从有了这种矿泉水，大家就实现了欢喜和梦想，虽然当他是自说自话，但细细品味会把你弄个大红脸，想想我们百姓再怎么胸无大志，也不至于让一瓶矿泉水做了欢喜和梦想，况且那个男歌手的舌尖发音也有问题，他竟把欢喜唱成“欢死”，梦想唱成“梦疡”，听上去很不吉利。
　　据说有电视台做过民意调查，问观众喜欢不喜欢广告，结果是喜欢率为零。即使这样电视台广告照做，假如要逃避电视广告总有办法，可以及时换台，但有的广告是天罗地网，你只有束手就擒，就比如我家楼梯上的那些因地制宜的疏通管道的广告，打磨地板的广告，它们是用一种黑色油墨牢牢地印在楼梯台阶上的，从一层到我家所住的六层，每一层都有许多热情万丈的电话号码，它们有点屈尊地守在你的脚下，我每天回家时这些电话号码都列队欢迎我，但我一点也不领情，我看透了这些故作谦逊的电话号码，我情愿举起双手告诉它们，来逮捕我吧，你们这些法西斯！
　　你们这些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