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种发火针对的是，你们为什么没有好好尊敬这个连队的士兵，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到军队以后特别介意的一点。我在一个像许三多这样的列兵或者史今这样的士官面前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就是说我对人的设防在这个时候全部取消掉了。因为我的军衔（副团，即中校）肯定是高于他们，我是一个地方大学进军队的，没有经历过他们那些艰辛的东西，所以我见了他们永远有一种内疚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他们如果是营以下的人跟我说什么话的时候我基本都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所以老康这种态度我特别能理解，有他这种东西才能把这个戏拍成这样。 
我可能在写剧本之前也会注意一些这类的事情，但是在老康做这个戏的时候更加注意，我在剪片到一半时就跟他说过，我说我特别喜欢你在这个片子里随时随地渗透的一种东西，他说是什么，我说你有时候简直是用一种悲愤的东西在拍这个戏，而这个戏，一个现代军事题材的东西、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东西用悲愤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了。这种悲愤是什么？比如像许三多这种一生中间很少有发言的机会的这样一种人，你用这样一种心态来表达太合适了，而且我说的悲愤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人从很多年以前突然开始觉得我们个体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拼命想证明自己，我们多么伟大。是的，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伟大，我同意，但是我们在说我们伟大的时候，把卑微给换掉了。我们跟卑微已经快成为死敌了。在这种时候，像许三多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物，我跟老康对待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我们绝对没有任何同情许三多的时候。我们一点不同情他，而是敬重他，我们敬重他那种卑微的东西。

《了望东方周刊》：康导是特别精益求精的导演吗？ 
兰小龙：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可能的范畴内做到精益求精。因为一个电视剧一天拍不了五张纸的话，投资方就要疯了，一天拍五张纸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就是三天要拍一集。我两天写一集的话，这两天几乎是不休息的，三天写一集的话，其实休息时间也非常少，只不过我还能保证我的吃饭时间。然后你想，我就是写，写在纸上，人家是要拍出来。他在这个范围内做到精益求精。所以我说他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你回头跟他接触就知道了。 
刚才还在跟他打电话呢。他在那边大喊大叫说：你剧本怎么还不发给我？我说我发给你了啊。哦，哦小龙，我跟你说，我电脑跟电视都送人了。我觉得没有电脑跟电视的日子太舒服了。我说那你怎么收我的剧本啊？他说我上网吧，我插U盘。你插了U盘之后你拿什么看呢？你看U盘吗？（笑）他是这么一个人，他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影视圈当中我碰到的最有趣的一个人。

《了望东方周刊》：在你相信他能拍好戏之前，你对他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兰小龙：他很苛刻。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没有试图去了解对方，都知道对方心里是有东西的，但是……尤其是你看重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特别谨慎的去接触他。因为往下你如果决定要接触他的话，你是要把自己的心血交给他的。 
我对很多导演不会这样，大家就是一个合作关系，我把剧本给你，就是这样完事儿了。但是对他，做不到这样，无法再在原来那样似乎很平衡的逻辑上做事儿了。之前我其实是从来不跟剧组接触的。那次王宝强特别奇怪，问我：你从来不跟演员打交道吗？我说对啊。第一次吗？我说第一次啊。 
本来老康一个人可能让我有一点失衡，加上这些演员非常敬业非常投入，我们在昆明的时候，春暖花开的特别漂亮，但演员没有一个人出去玩，我半夜十二点钟踹开一个门，发现张国强、张译、刑佳栋三个人在对台词！这个戏是我下来可能交朋友最多的一部。我一般一个戏下来最多就是跟导演和制片人交个朋友，这次几乎跟整个剧组都是朋友。 
后来我记得老康拍完这个戏以后，好像都三四月份了，已经公映了，我问他，你拍完一个戏以后最满意的时候是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说，最满意的是编剧的肯定。我之前没怎么肯定过他你知道吗，之前我们彼此都是挖苦，说你一句好话都会说我是不是对你吹捧过度了？那天我就说那我肯定你一下吧，康洪雷同志，在你拍完这个戏之后，我彻底放弃做导演的打算。他当时非常惊奇地看着我说：你想过做导演吗？我说：大哥你自己来试试写剧本，我每个戏都是很认真去写的，你不信那里面的东西怎么去写？最后发现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被人给弄成这样子那样子，你会不想去做导演吗？但是你这样拍完这部戏之后，我觉得我好好写好我的剧本才是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老老实实写剧本吧。这是我给他的最高评价，那天他好像还比较满意。 
老康是一个对生活要求特别低的人，他是北漂，中国一线导演，还在租房子。我原来老是指着他鼻子骂，简直是丢中国一线导演的人。但他有一次跟我说，我不敢让自己生活要求太高。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啦。不过他过得也挺舒服的，随心所欲，放纵性格的那种。属于对待自己像高城，对别人像袁朗，就是什么好处都被自己占了。

《了望东方周刊》：士兵的剧本完成后，没有找过其他导演吗？ 
兰小龙：找过一圈，都不合适。这剧本2001年就写了。我们这个圈子都喜欢做一些经验之内的事情，而不愿意去做一些经验之外的事情。他即使拿到这个剧本，也会在他的经验之内做，这是我最害怕的一点。 
今天我确信老康和我是好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非常不愿意重复。可能我们在有一点上甚至有一点痛惜，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跑到哪里去了？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创造力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权力去问别人这个问题，只能问自己，问别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问题最后就是说，你只能不重复自己。比如说士兵做不做续集？我们很早以前就决定绝对不做续集。它再火也不会做续集，因为那样又是一种重复。

《了望东方周刊》：现实中真的有许三多这样的人存在吗？也许有这样坚持的人，但更多这样的人可能得不到认可，而是一直卑微下去？ 
兰小龙：太多这样的人了。我想他们的坚持并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对不对？他是希望生活有他能够觉察到的最起码的意义，也就是如此而已。那这种人太多了。许三多这个人物，也许很多观众质疑存不存在或者能不能坚持，但其实他那里有我们每个人的东西。你要说我，从个性什么的来说可能都没有，但你要问有没有许三多的东西，有。我原来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像许三多。因为一个剧本几十万字，不是开玩笑的，几个月时间就要干出来。而且我大部分剧本就是一句话的创意，然后要把这整件事情做得像真的一样，并且找它现实的价值。所以说有没有，我觉得是太多了。

《了望东方周刊》：大家也许认为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敬重与坚持，但是现实世界里，也许选择成才那样的做法更容易生存下去？ 
兰小龙：怎么说呢，我所看到的让我尊敬的人，同时也是有一定成就的人，没有一个像成才的。打个比方，中国排名前十的导演，有谁身上像成才的？没有。而且绝对是每个人身上像许三多的东西更多。我觉得也不存在唤醒这回事儿，它本来就在那里。 
我觉得就像我们编剧一样，他可能做着做着越来越着迷于技法，因为速度非常快。但是当你着迷于这种东西的时候，可能你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一条流水生产线了。你会想再用更高的速度创作剧本，同时也是财富。那也就是说，你会非常顺理成章的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就是用枪手。这在我看来就是自杀了，你的职业生涯就快要完蛋了。因为你突然发现那样的话我剧本都可以出来，那太轻松了。这种人能不能成事？我想也就是这个逻辑吧。

《了望东方周刊》：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意图：比如这是对现实的回应？或者针对现实某种现象？ 
兰小龙：没有，我从来不针对现实。我自己来自现实，干吗要针对现实？我从来没想过要把地球给掀翻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只不过这是我生活中间我感到比较多的一块儿，我自己从中戏（戏剧文学专业）出来，那就是一个技巧的世界，所有人都在说着所谓的灵感。但真的作为我自己来说，对我帮助最大的可能是在军队。在军队从来没有去学习过，而且学的很多东西可能跟你以前学的都是相悖的。我不是说在中戏学的那些东西不对，非常有用，没有那些东西就没有后来。但是我在军队里碰到的是另一种东西，完全非技巧的，就像你可能已经学会了加减乘除了，但是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学学一加一？这种一加一是不是更有意思的东西？ 
怎么说呢，我在中戏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一个我喜欢的剧本，而且我喜欢的大部分是西欧戏剧，这些剧本到今天仍然非常喜欢；但我在军队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到军队之后有点后悔，为什么我在中戏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各种各样的人？也可能我那时候像成才一样，我是一个狙击手，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狙击步枪，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最后他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绝对不是说他们对这个行业没有热诚，太有了，但是我们永远忘掉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我在军队的时候后来就特别明白了一些事情，越来越看重观众，这恰巧是因为我们军队戏缺失观众。我是做舞台剧的，我们军队的舞台剧做出来很少试图去做商演的。它更多的像一种流程一样，是一个任务。但是我觉得非常遗憾，舞台剧的剧本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一个剧本全心全意投入在三个月之内能完成就很不错了，排出来更久。我们那个《爱尔纳突击》里张译是场记，在这个戏上磨了三年多，演了那么多场，观众非常喜欢。 
在军队内部演了三四十场吧，在中戏逸夫演了四场，在西安演了两场。好像也就这么多。反响非常热烈，我们那个团都非常诧异，说我们演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话剧能演成这样的。在西安演的时候我没去，后来团长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太不好了，好多买了票的观众都没进来，因为剧场的门被挤得不行了，刚开场五分钟就拿两条铁链子把门锁上了，有票也不让进了。说第二天给加演，因为那次是参加戏剧节，我说人家还要演，你还得拆台装台，什么时候演呢？团长说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当时就说谁早上九点钟来看舞台剧的？疯了吗？结果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团长给我打电话：你猜怎么着？早上九点钟满座！这个戏就演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仍然说军队舞台剧是缺失观众的，如果我们的戏能拿到野战军的部队里去演，我觉得也不会缺失观众，战士们会很喜欢看的。问题是我们的很多戏现在做得越来越华丽，你一个集团军的礼堂都满足不了他，他要的是旋转舞台！以至于我们曾经做出来的戏想jin京但没法jin京，因为舞台太庞大了，结果是包了一架专机评委们飞到当地去看的。这样的戏能有多少观众？这已经是为了评委而做戏，为了一个奖而做戏了。我觉得军队里走来走去的这些观众都是熟脸你知道吗，大部分观众都是我们这个圈的啊、评委啊、军内的专家啊、领导啊，后面还要为了填满观众席弄一些军队的士兵坐在那里，看任何戏都是统一鼓掌。不过我们这个戏还好些，那个掌声和笑声能听得出来是自发的，这还是我比较欣慰的一点。 
我们做一个戏唯一的两个因素就是表演和观众，没有别的了。你如果演员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就把这两方紧紧连在一起了，双方缺失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把编剧导演舞美什么的都排除都可以，最基本元素就这两个。其实我说的不仅仅是舞台剧，我们大部分的艺术形式里这两个东西基本上都是脱节的。你炒作得很好，往那儿一放，说收视率高。说真的，我们有多少人相信收视率？还有所谓的人气，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虚无。 
当时这个戏我们特别想用最少的钱排出来，然后给基层的士兵去看，就像大学时候的梦想，坐着大卡车，把东西都带上，到了哪儿就在哪里演。但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这种想法完全就是梦想，如果不被重视的话这个话剧根本演不了，如果被重视的话就根本不能到连队里面去演，就变成22条军规一样的东西。我记得当初我们刚排出来的时候才花了五万块钱，然后我们领导就惊艳了，报上去，结果国务院、总政、我们军区分别给拨了多少钱，反正重拍的时候给了我们两百多万。我们当时直接就傻了，买一套几十万的音响，把所有的灯都换了，所有人的服装重新做，然后戏拿上去一看我觉得还不如原来呢。这时候你就发现它不可能到连队去演了，整个舞台的臃肿肥大，把整个舞台整整垫高了一层，军队哪个舞台也承担不了这个纵深啊。我们最后永远迷失在这样的东西上。我迷失吧，其实别人挺明确的，就是为了拿奖。 
我们后来也想商演，到观众面前去，让观众非常平平静静的看，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走，而不是给评委们看，因为任务而来。那时候袁鸿至少为这出戏进市场做了三次努力，他打算演三百场，每次给我们联系过人来，我们军队都显示出相见恨晚，但往下做事的时候就格格不入，目的性一点都不一样。没办法，三次都失败了。

《了望东方周刊》：你是中戏一毕业就进了部队吗？那时是不是也接受像士兵突击里表现的新兵训练那样强度的军训？ 
兰小龙：是，24岁一毕业就进了部队。需要新兵训练，但是我进部队的时候，正好有比较紧急的任务，于是乎我军训的时间就被抓去干活去了。干完活下面又有别的事，就又去忙那个，结果两年以后一看这个兰小龙还是走没个走相，站没个站相。他们就觉得这个家伙确实应该去军训！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不太好训了你知道吧，他已经有点油了，这么熟的人你好意思吗？然后我就看他们也很尴尬我也很尴尬。我就说那我就训一下吧，也别让我跟着哪一级训了，我自己找军队去。 
我去的那个军队一点不比他们军训轻松，非常累，我是到了那个野战军以后把一个二级士官的衣服给扒了穿自己身上，跟人家说我是集团军裁下来的打字员。当时是有点赌气，他们老说我没军人样，我就想咱玩就玩彻底的，不就是下基层体验生活吗，我看你们能像我这样体验吗？估计没有人能像我这样体验，因为他们年纪比我大，他们穿士官的衣服人家也不信，哪有这么老的兵啊。我那时候二十六岁左右，还能冒充一下。我还跟了一个大演习，下来其实比军训时间长的多，有十个月，但是相对来说我比较自由。 
然后回来一看，还是走没走相，站没站相……因为我去军队根本不是去站队列，天天到处跑来跑去。早上五点半起来打靶，跟着当兵的往车里一钻，然后一人一根烟，就开始熏吧。好像很多观众对我们这个戏里抽烟的特别多还表示抗议，我待的部队抽烟就是特别多的，装甲部队嘛，天天那土太多了，你不抽烟根本受不了。到靶场一人一个马扎一坐，开始轮流练。然后一个连队待得不高兴了，就去别的连队，那时候身份也暴露了。 
后来到演习的时候才搞笑呢，上午在炮兵团，下午就去了坦克团。有一次人家把我安排到地炮团，在内蒙古一个大草原上面，方圆几百公里没什么人烟，就是中间有驻兵基地，用铁栅栏围着，每一个铁栅栏围的地方大概够住一个团。我在地炮团，隔着栅栏听到高炮团在拉歌呢，听着觉得挺有意思，然后人家就看见一个军官在那儿爬铁栅栏。他们在那儿站着唱歌呢，结果队列后面突然多出来一个人。（笑）团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解散以后叫一个干事过来问：干嘛的？我说了。人家就说，哦，那你晚上在这儿吃饭吧。我说行。结果第二天地炮团的人找我找不着了。行李还在，人没有了，再一看，他已经住到高炮团去了。就是这样的生活，十多个月，非常有意思。 
原来单位想让我去代职，就是去带一个连队，很多文艺兵都要这样做的。不是代正职，是副职。我们单位给我总结过一句话：兰小龙带的连队，他走了以后连队也该解散了。差不多真的是这样。

《了望东方周刊》：所以士兵突击里面很多都是你那十个月体验出的东西？ 
兰小龙：不只那十个月，我之前已经当过两年兵了。虽然说以前没有像那样跟过大的演戏，但接触的也是军队。我觉得吧，对我这个行业来说，我不太相信什么采访，更多的是要接触这个东西的气质。其实跟老康是一样的。他拍一个东西要的不仅仅是感觉，还需要灵魂。这个灵魂如果换一个词就是气质，这是可以触摸到的。它绝对不是某一句具体的话，不会说“这句话说得多么生活啊”——这句话属于张干事说的。我肯定不会去记某一个当兵的说过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更多的是记他们说话的语法之类的。军队用词是非常单调的，他如何在仅仅三四百个词里面组织一个语言逻辑出来，然后从这个逻辑里找他的气质和独属于这个环境的语言方式、思想方式。这个很抽象，但也很具体，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画面。但是正因为它给你带来的记忆太多了，反而变成了抽象的东西。

《了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士兵突击的受众群是哪一类人？ 
兰小龙：一开始我们仅仅想做一个年轻人喜欢的戏，这是我和老康都非常同意的，因为年轻人是最难对付的观众，如果不去做一些苦情戏、言情戏的话。后来的受众群比我们想像的大得多，但一开始想的就是年轻人，而且可能我们往下做的几个戏都会往这个方向走。我们暂时还没有信心和勇气去做一个儿童喜欢的戏，因为我们离儿童很远了。

《了望东方周刊》：但王宝强说这个戏还是很多儿童喜欢看的，尤其是喜欢他。 
兰小龙：尤其是喜欢他？是吗？才没有呢。我所知道的儿童最喜欢的史今和伍六一。喜欢到什么地步呢？他们上次在昆明做宣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熟的朋友的妹妹就把张译和邢佳栋叫到一边——那时候她根本没说她是我们朋友的妹妹——说，我是你们的观众，我非常不好意思，你们能不能上我家去一趟？两个人听了肯定不想去啊，本身宣传一天就很累了，而且哪有这样随便去一个观众家里的啊。那人就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在等着呢，一个五岁一个六岁。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俩人一听没辙那就去吧。去了以后，两个小孩送给他们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面写满了史今和伍六一的名字，伍六一还写成了561。反正两个人在那儿一直陪两个小孩儿玩到凌晨一点半，出来以后邢佳栋特别难受，上车以后说我心里堵得慌，说我们凭什么？我们这个戏的演员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时候能说出这种话来。我们凭什么？凭什么让观众这样对我们？我们不就是演了个戏吗？ 
后来他们跟那两个小孩儿成了好朋友。我去昆明的时候我也去他们家了，跟两个孩子一块儿玩，但是人家不喜欢我。而且他们绝对不是追星族的小孩子。我那时候问我能给他们买点什么，我们那个朋友说他们喜欢玩围棋，我去看了以后发现他们还真是喜欢玩围棋，而且是摆残谱。看电视是看英语节目，自己躺在床上一句一句地跟着说，完全没有大人管他们。我都看傻了。还听说那个小女孩大半夜突然哭起来了，说我想伍六一了，我要给他打电话。弄得大家先打电话给张译，问到刑佳栋的电话，再打过去，刑佳栋还关机了。 
对，小孩儿最喜欢的不是王宝强，我还没听说过王宝强被喜欢到这个程度的。

《了望东方周刊》：这个戏的演员确实选得好，每个人都很贴切。 
兰小龙：对，我非常佩服老康和选演员的执行导演李义华，他们挑出来的演员性格里都有那种生命力的东西。确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我很敬重的。而且我发现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这个戏演完之后有两个最失控的人，张国强越活越像高城，前不久才拧过来，因为又给他安排了另外的角色嘛。张译就越活越像史今，活得我们都不习惯了。张译本来是那种永远在背后给你捣乱的人，叽叽歪歪，你说什么他都不好好答应你，最简单的事儿也不行，就说你给我拿张纸呗，我靠他能给你绕八十个弯最后你一看那张纸还是没有到你手里，属于这样一个货色。演了史今之后他突然变得舍己为人越来越好了，我们都很不习惯。好在现在又慢慢回去了，前几天刚把我气得够呛。他本来说前几天就要到这儿来的，结果现在给我拖到月底了，我本来从北京有一大堆东西要托他带，老段要过来我都没让他带，现在这些东西都砸在他手上了。人家一点内疚之心都没有，就是你信我你活该那种。 
张国强呢，就是做出一副很刚硬的样子呗，走路都不带打折的，不知道什么叫拐弯，越来越仗义。你已经习惯他以前了，突然变成这样让人特别不能适应。张国强最早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那时候在昆明我住在二楼，每天中午下面就有一个穿着裤衩的傻冒，在那儿顾影自怜搔首弄姿地看着自己，哎呦这块儿黑了没有那块儿黑了没有，然后过一会儿发现你在看他，就冲你喊：下来晒晒呗下来晒晒呗！属于这样的货色，你说这个人跟高城哪有一点靠谱的？不过这个人属于一个戏疯子，这个没办法。 
张国强刚到剧组的时候都有点抬不起头来，因为张译啊、陈思成啊、老段啊一大堆科班出身的嘛，他不是。他们用来衡量自己的自尊啊什么的标准就是，我这场戏演没演好，这也是这个剧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所以张国强一开始老抬不起头来，因为迟迟没有他的戏。刚开始我们拍的是许三多老家那一部分，都是民团在那儿忙，弄得正规军在那儿急得都不行了。而且张国强的戏还要靠后，他就特别着急。但是后来他的戏刚上不久，有一场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钢七连解散之后他在那儿骂许三多，哇靠，从此以后他就是高城，没说的。

《了望东方周刊》：有没有你特别喜欢但是后来被删掉的戏？ 
兰小龙：有一些，但是都是现实原因。比如我原来给何洪涛安排了一个三岁多的儿子，见了所有穿军装的都叫爸爸，只是管他爸爸叫叔叔，一出场嘴上画着非常完整的络腮胡子。这段戏很长的，这是很搞笑的一个角色，就跟一个军队的小混混一样。但是后来老康跟我商量说这段戏拿掉好不好？我当时就急了，这段戏怎么能拿掉呢？他说你要真找这么一个小孩儿来演我这档期至少超过两个月。我一看也是，你要找一个三岁多的可爱的小孩儿非常容易，问题是你怎么调教好他，这太麻烦了。我没辙了，就说那你自己删去，我不管。我们关于人情的戏几乎都没有删减，删的都是因为现实原因或者是装备问题。

《了望东方周刊》：士兵这本书好像是以小说形式出现的？ 
兰小龙：我最早写的是剧本，但是书商觉得剧本形式没人看，然后他又想发，就问能不能改成小说格式。但实际上我宁愿发剧本，因为剧本的文学性其实是非常强的，但你要把剧本改成小说格式其实挺不伦不类的。最后基本不是我改的，对我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东西已经是我嚼过的馒头了。我要是自己改的话基本会把这个重写一遍，我改过一次，最后发现不能这么干，我花这个力气完全可以去嚼一个没嚼过的馒头。最后改出来的我基本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