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宜出生的时候，张自忠的军队整编成29军。他从出生后就跟着祖父的军队走。“长春抗战那会(疑为长城抗战后)我们到了北京。后来爷爷训练都在北京，我们一直跟着他住。他已经是师长，家属都跟着他。”
在北京府右街旁的一所幼稚园上学，“现在国务院门口往前一点，快到北大第四医院。”退休后张庆宜还常去看看，“开始还有，现在大概都拆了。”
张庆宜记得祖父就任天津市长的日子：1936年6月18日。全家跟着搬到天津。“我们到天津，来不及盖房子，正好有个商人盖好了房子要租出去，祖父要来当市长，天津商会说要把房子送给他。祖父拒绝了，他们去问宋先生（宋哲元），宋先生说买。于是花6万大洋买了下来。”
天津的生活是显赫的。张庆宜记起小时候在大院里骑的自行车，“4个轱辘的。现在看上去很简单。那个时候是从日本进口的。”家人只允许张庆宜在院子里玩耍。
房子的前一排住着保卫人员，后面是厨房，还有专门请来种菜、打扫院子的人。“祖父要在家里面开个会，进出就都是汽车。祖父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上班的，天津市001号，警察看见都要敬礼。可是那个汽车啊，爷爷谁也不让坐，再大的事情也不行。他还有一辆自己买的旧福特，那辆汽车家里人是可以坐的。”
有一个专门的会议厅是张自忠开会的地方，他常在那儿。“大楼的一层基本上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会客厅，还有一个小的卧室。二层楼以上是我们住。爷爷对家里面要求严格极了。家里不允许骂人，尤其不能骂保姆阿姨这些帮着做事的。他们也不允许喊少爷、小姐，喊我父亲二先生。天津的传统，不叫大先生叫二先生。”
到天津后，奶奶发现得了子宫癌。“这也是抗战爆发后，我们一直没到内地的原因。当时能够治疗子宫癌的地方，整个亚洲只有上海雷锭医院，可以做放射治疗。”
为了躲避战乱，张自忠多次催促家人去香港，“可是香港没有雷锭医院。那会子宫癌唯一盼望有可能治好的，就只有放射治疗。也不敢手术，医疗条件和水平都比较差。所以只能去上海。”
两年后，张家迁移到了上海，最初住在29军办事处买的房子里。此后在上海经历了四五次搬家。张庆宜和老二张庆安、老三张庆隆开始在上海上小学。“老三上了一年级，念英文念晕乎了。母亲说，你回来吧，别念了。”那时没人能想到，老三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去美国的。
学校是位于霞飞路尽头的一所法国教会学校，一年级学英文，三年级加学法文，到了五年级，日本人来了，又加学日文。
到了上海，奶奶住进了广慈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前身）。“奶奶住的地方很宽敞，头等病房。戴白帽子的护理人员是个法国嬷嬷，住的那个地方小男孩不让去。”礼拜天，不到10岁的孩子们帮着奶奶把医院发的西式餐点偷偷吃了，吃完再把家里做的中餐送给奶奶吃。
老四张纪祖是1940年祖父在宜城阵亡后不久降生的，故名“纪祖”。
“爷爷去世时，奶奶已经子宫癌末期了。”死讯是在奶奶昏迷中告诉她的，“事先没敢告诉她。”奶奶去世后不久，珍珠港战役打响，租界也不再安全。
全家人悄悄上了火车，准备去西安避战。火车开到徐州附近就开不了了，一家子下车坐人力拉的棑子车，“穿个胶皮带，两个车轱辘，前面的人用肩膀扛着胶皮带拉。”跟随着从农村里一路逃难的人群，走一段，坐一段棑子车往西北赶，先跑到洛阳，再跑到西安。
前后走了几个月，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找熟人呐，还要通关，过封锁线。从洛阳再坐火车到西安，中间过临潼，日本机枪还在扫射。当时叫闯关车，都是铁闷子车。”
带着张家四兄弟的，除了父母，还有一位张自忠先前的警卫，“他是到了西安以后才有枪的，那是冯治安来的时候留给他的。”
在西安停留一年多，1943年西安吃紧，全家再度被战火赶着往成都走。“那时候就有汽车了。自己买的一辆大汽车，一辆小汽车，在西安买车，开到成都，再把车卖掉，听说懂投资的话还能赚点钱，越往内地车就越紧张。”在成都，老六出生，取名“庆成”。
抗战胜利，全家离开成都前，先去了重庆。蒋介石在那里为张自忠举行国葬。“去重庆，是去为爷爷上坟。”
回家的路，一家人分了两路：老三、老四跟着父母从重庆飞回北平，“坐的是美国空军‘空中霸王号’”；老大、老二跟着姑姑和宋哲元的女儿，随冯玉祥坐船回上海。
“冯玉祥给了我们4张票，他说我们要念书，得早点回去。女的都有床位，男孩就睡在冯玉祥的舱门口，晚上把铺盖卷打开就睡，一早冯玉祥把我们踢醒。同船的还有李济深、徐悲鸿……他们都和我姑姑一样睡大间。白天我们就到姑姑那去，在船仓里，吃饭也跟他们一起。”
1945年六七月的夜晚，江面吹来的风还带着凉意。（摘选完）

历经沧桑啊

虽历经沧桑磨难，老先生们的讲述还是如此淡泊幽默。记得全文中张纪祖先生说：“我儿子长得很好看，爷爷基因好。”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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