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概念的产生
【“文明”一词在中国虽早就有了，但在古代并不常用，直到现代才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但它已经不是原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了，而是一个基本来自西方的概念。】
今天已经成为普通名词的“文明”，在西方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概念，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在西方流行开来。它指的是“与现代性一起出现并与之俱进的日常生活”，这是美国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关于文明的产生，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有经典的论述。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既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产物，它是在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产生的。它是一个具有西方历史特殊性的概念。埃利亚斯说：“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以及世界观的发展等等。”但西方人却把这个文明看作普遍的东西，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他们不但用“文明”概念来为自己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辩护，比如他们到拉丁美洲消灭那么多的印第安人，会说这是传播文明，而且使那些被欺负的非西方民族也逐步接受了他们的“文明”概念。中国人近代以来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文明”与“文化”一样，在中国是一个起源很早的词，《尚书·舜典》就已经有“浚哲文明，温恭永塞”的话，《周易》也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说法。到清代李渔“辟草昧而致文明”中的“文明”一词，就已经接近西方的“文明”概念的意思了，即将文明与野蛮、不开化相对。再到秋瑾“文明种子已萌芽，好振精神爱岁华”，则已经完全是在西方影响之下来用“文明”这个词了。总之，“文明”一词在中国虽早就有了，但在古代并不常用，直到现代才成为一个常用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词汇，但它已经不是原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了，而基本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它的这种现代演变就昭示了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文明的认识历程
【对于一切接受线性进步观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明观点，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我们今天仍很流行的“先进”和“落后”，“发展”和“未发展”，“开化”和“未开化”等概念，都有这样的“文明”观的底色，背后是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方式。】
中国本来就有用“夷”“夏”的概念来区分文明和野蛮，接受西方的“文明”概念，正说明西方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巨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发现再用传统“夷”“夏”概念来区分中国和西方就显得有点讽刺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是早期改良思想家冯桂芬对当时中国情况的一个描述。康有为旅港，产生了“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的想法。而谭嗣同说：“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谭嗣同的话道出了传统“夷”“夏”概念已不适用于近代中国的现实。
当时西方文明使中国人折服的，不仅是它的“坚船利炮”，更有它的“风俗法度”、社会秩序和文化政治制度。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任驻英国公使，赴英不过两年，就有“三代之制复见于今日英伦”之叹。薛福成赴欧，明白了“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所以近代西方文明在当时了解它的中国人眼里，已不再是不如华夏文化的夷狄，也不仅仅是以物质力量优胜，而是一种本末都要高出我们原有文化的文明。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逐渐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概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的一段话：“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的意思很清楚，首先，“文明”就是教化，与野蛮相对。中国自汉以后衰落了，现在充其量是半文明，比非洲各国要文明，但远不如西洋各国。另外，郭嵩焘实际也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文明发展阶段论，他理解的“文明”是个单数概念，只有一个普遍的文明，没有个别特殊的文明。
虽然郭嵩焘把“文明”理解为教化，但后来者却更多地从物质和制度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如有人在《时务报》上称伦敦地铁为“文明之奇观”。这种从物质层面对文明的理解，在当时非常流行。然而，中国古代“教化”意义上的文明观对近代中国最初接受西方“文明”概念的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侧重从精神角度去理解文明的大有人在。比如，大力鼓吹“文明”概念的梁启超就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可以看出，这与西方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无论如何，西方的“文明”概念不像梁启超理解的那么形而上。梁启超对文明的理解更像德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在德国, “文明”一般是指一些物质上有用的东西，而文化指的是艺术、思想、宗教等精神上的东西。英法的“文明”概念泛指人类达到的种种成就，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其进步主义的底蕴使得它往往指西方标准的高级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就和“野蛮”相对，西方代表文明，非西方人或文化代表野蛮。但单线进化论使得西方人把他们的近代文明看作普世文明，这样，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就有了传播文明的借口。对于一切接受线性进步观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明观点，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我们今天仍很流行的“先进”和“落后”，“发展”和“未发展

，“开化”和“未开化”等概念，都有这样的“文明”观的底色，背后是线性进化论的思维方式。
中国近代思想家大都接受了这样的文明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之文明，其度越前古，凌驾亚东，诚不俟明察而见矣。”而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古代固然不能说没有文明，但是只有西洋文明才可称“近世文明”，其特征有三事：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但是，一旦把西洋文明等同于近代文明，也就意味着承认西方线性进步观和历史观语境下产生的单数“文明”概念。中国和东方属于古代文明，西方代表近代文明。文明以时代分而不以地域分。这样的文明观，使得我们毫无顾惜地将传统全盘否定，一心一意走全盘西化的路，而走得通走不通另作一论。
如果说陈独秀还是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话，那么胡适就更多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西洋近代文明了。文明在他眼里“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种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可见他对近代文明的理解主要就是近代西方取得的物质成就。

然而，也不是没有人对西来的“文明”概念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章太炎对当时流行的文明野蛮观念不以为然：“世俗所谓文明野蛮者，又非吊当之论也。”因为在他看来，文明的概念本身是含有主观价值判断在内的，不能用作客观判断事物的标准。时人竞言文明，非自有心得，实为跟风。他说：“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义为准，而以虚荣为准，持斯名以挟制人心。然人亦靡然从之者。盖文明即时尚之异名，崇拜文明，即趋时之别语。……诚欲辨别是非者，当取文明野蛮之名词而废绝之。”
　　虽然章太炎要彻底取消“文明”概念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他对此概念的批判却不能不说确有所见。文明的确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因素的概念，当它建立在某个特定历史传统和经验产生的种种成果基础上时，尤其如此。文明概念在近代一经产生，就成了西方侵略扩张的工具。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谴责西方资产者说：“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皆为兄弟(但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指出，以贫困降低大众人格的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走向野蛮。
　　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野蛮实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逐步看清。比如严复就对西方文明有过“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八字评语。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都对西方文明有过程度不同的批判。但他们都没有像章太炎那样，对“文明”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和批判。

那“文明”这个概念在西方到底有些怎样的具体意思？现在谈文明首先会想到的是物质层面的文明或技术文明，比如，我们会把高铁或宝马看作文明的体现。但是，西方最初的文明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它产生于欧洲绝对君主制度下的宫廷。用埃利亚斯的话来说，当欧洲发展到17世纪，王室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它就有意识地要开始区分文明的举止和不文明的举止，要拉开社会的距离，突出自己的权威，所以举手投足形成了一种制度，比如吃饭不能大声喧哗，要用餐具，饭前要洗手……所以，文明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的发展有关，尤其与现代性的产生有关。至于物质文明的概念则是因为后来西方人把文明的概念扩大，用它来指人类生活的各种样式和各发展阶段时，才增生的。
　　所以，文明说到底，就是人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感情和行为，本能和情绪以种种有目的的方式加以控制。埃利亚斯说：“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因为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生老病死、思想和行动。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就处于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他的思想行为必须与他人相协调，才能在这人际关系网络中生存。
　　当然，如果假定在没有任何秩序的自然状态，社会没有职能分工，人对他人没有依赖，个人则无须克制自己的本能与感情冲动。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荒岛上的鲁滨孙，他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服从于这些物质器械和知识对他的要求和限制。比如说，火柴必须放在干的地方，他就得克制自己，不能随手一扔。

埃利亚斯描述的“文明”概念产生的过程是根据西方近代的历史，他也承认它的特殊性。但他对文明发展的特征描述，却是可以被视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即文明其实就是一个人更严格全面适度地控制自己的情感与行为的过程。我们的古人虽然没有产生西方意义的“文明”概念，却早就看到，人必须按照一定的礼仪教化来“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控制自己的本能与行为，才能成为文明社会的合格成员。这种认识集中体现在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十六个字正是要求人们严格全面适度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而历代儒家的修身学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作如是观。
　　不过，埃利亚斯基本是从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自我控制，而儒家则是从道德主义的角度来解释的。人作为社会的生物，必须在社会这个共同体中生存。但是人的自然本能与欲望，又使得他们必然会彼此发生冲突。因此，必须通过礼控制人的情感和行为来控制人欲。而且礼不是一种强制，而是一种柔性的规定，通过优美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知不觉甚至带点审美意味的过程当中，让行为慢慢变得有序、文明、优雅和高尚。所以中国原来的文明是衣冠文明，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场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从表面上看是繁文缛节，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柔性审美的方式让你管住自己，克制自己。孔孟也从来不仅仅把礼理解为是外在意义的行为规范或礼仪制度，而是首先把它理解为仁义道德得以实施和体现的途径，是反思和批判我们情感与行为的利器，这是西方近代的“文明”概念缺乏的。

西方近代的“文明”概念当然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其价值取向的，把西方近代的成就作为价值标准。由于西方近代文明是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它的底色总是与金钱、与资本有关，并且最终还原为金钱与资本。事实上，今天金钱已经成了评判一切人类成就的唯一标准了。欧洲宫廷早期形成的那套文明，现在已经在西方慢慢衰弱。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密拉波是最早使用“文明”概念的人，他已经看到这一点：金钱必然使文明走向没落，真正的文明应该处在野蛮和由于金钱过剩所造成的虚假的、“腐朽没落的”文明之间。两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见。埃利亚斯也讲过，文明并不是永远前进的，文明向野蛮转化并非不可想象。
“文明与野蛮其实只有一步之差”
　【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一味放纵自己，必将导致文明的毁灭。而文明如要得以保持，前提就是人出于德性而不是出于功利的自我控制。只有能提高人类德性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尚物尚欲尚力的现代文明的逻辑结果，一定是招致人类和地球毁灭的野蛮。】

在座的一定会有人说，这不是文明的错，而是使用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的人的错。这话说得没错。问题是：为什么自诩受过文明熏陶或教养的现代人会那么野蛮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那些起源于欧洲宫廷的文明行为受现代性逻辑的支配，更进一步，受金钱和资本逻辑的支配。古人要求人们通过礼或通过宗教仪规戒律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为的是改变人的气质，升华人性，一句话，致力于人性的改善，而近代西方文明通过文明行为对人情绪与行为的控制则是功能性的，是为了社会生存的需要，或者说是出于恐惧，恐惧使得我们必须强制自己。为什么要恐惧？因为现代生活的竞争本质。就像埃利亚斯指出的：“在竞争机制的强制下，为了取得更大统治区的霸权，各个国家相互间展开了斗争；这种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则表现于某些失常失灵和限制紧缩；它使得个人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有种更进一步的不安全感。匮乏、动荡和工作负担，所有这一切对恐惧的制造，不下于对生命的直接威胁。不同的统治单位内的紧张关系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近代文明其实是建立在恐惧基础上，是手段性而非目的性的。因此，作为人的行为方式的现代文明并不是一套永恒的规范。今天西方人的许多行为方式和生活趣味，在17、18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与野蛮人无异。而17、18世纪的欧洲人的许多行为方式，在今天的西方人看来也会觉得很可笑。但即使按照17、18世纪的西方标准来衡量，今天人的行为肯定不是文明的，他们一定会得出文明在倒退的结论。

文明的没落和文明的衰退从19世纪以来就是西方人常常谈论的话题。那么，文明为何会没落？因为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如果我们同意埃利亚斯的理论的话，那么文明产生于人的自我控制，没有自我控制就没有文明。西方近代文明只是从外在行为上要求人的自我控制，而不触及人的灵魂。然而，正像孔夫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只注意外在行为的控制最好的结果是造成一个伪君子或假斯文，最坏的结果则是文明礼貌成为作恶的借口和掩饰。密拉波当年就已看出西方近代文明问题之所在：“国人之文明在其风尚之温和，生活城市化，彬彬有礼，高雅举止蔚然成风，其人遵从礼仪犹如法律。我认为，这一切仅仅是道德的表面现象，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如果文明不能赋予社会以道德的实质与形式的话，那它对社会便毫无贡献可言。”
　　所以在我看来，文明的命运是与人的德性联结在一起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一味放纵自己，必将导致文明的毁灭。而文明如要得以保持，前提就是人出于德性而不是出于功利的自我控制。只有能提高人类德性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尚物尚欲尚力的现代文明的逻辑结果，一定是招致人类和地球毁灭的野蛮。埃利亚斯在他著作的最后说：“只有在国际和国内的紧张关系解决和克服之后，我们才能有权说，我们是文明化了。”而我要说，只有人类能为了自我的完善而控制自己和强制自己，我们才能有权说，我们是文明化了。

（注：本文为张汝伦教授11月4日在“复兴论坛”讲演的实录，由早报记者田波澜采访整理，经讲者本人审阅，有删节，大标题、小标题皆为编者所加。“复兴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与兴业全球基金合作的一项面向社会的高端文化论坛。）

好多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