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西塞罗的东方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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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和金钱是大多数基督徒来到东方的初衷和夙愿。

——伊本·萨利赫


一、甘地亚

相比于杜拉佐和科孚的男爵们的冷淡，威尼斯人在甘地亚的督政府执政显得非常友好和热情。这可能和威尼斯人的立场有关。他们和商行在东方贸易航线上有着很好的合作，而和在杜拉佐和科孚有很大影响力的，商行的竞争对手，福贾乔万尼商行则在盐业、丝绸贸易和茶叶贸易上有着激烈冲突。非常激烈，我已经不止一次听说他们互相雇佣海盗或者匪帮去烧毁对方的盐池或者盐场——当然，这都发生在塞尔维亚或者克罗地亚沿海。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虽然商行在盐业上对威尼斯人的政策并不赞同——那一套制度简直就是两百年前的远东盐政——僵硬、繁杂、缺乏活力，但乔万尼商行成了很好的粘合剂，即便威尼斯人在香料、瓷器贸易上表现的越来越贪婪，商行还是继续和他们保持合作关系——据说芝州政权也是原因之一，威尼斯人需要商行来做中间人。

甘地亚被威尼斯人分成上下两个城区，从他们接手后就如此了。威尼斯人的要塞——听说备有大炮，督政府，兵营及兵工厂，贵族庄园和银行金库、公教教堂都在上城区。那里更像是一个威尼斯人的城堡，建筑风格乏善可陈，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戒备森严。而下城区则热闹的多。我在这里住了不少时间，很喜欢这里环境以及赫愣人留下的建筑，他们是那么的美：线条流畅，结构复杂，瑰丽的装饰，布局也很实用。这才符合一个帝国的风采。作为商栈，商行获得了一个较好的位置，就在港区里，离码头大概有300尺的距离，而往城区方向过两个街道，就有一个市场，大多数是卖水果的，偶尔可以买到酒或者鱼。

甘地亚的鱼，新鲜食用而不是用来做腌鱼的，通常在比萨利市场贩售，就在水果市场的西面三条街的地方，和主要经营布匹、陶器、各种面包、豆子、酒的恰克市场相邻。腌鱼市场离威尼斯人的盐务局很近，可能是因为需要大量的盐的缘故。德尔洛神父告诉我，相比于威尼斯的盐务局，甘地亚盐务局要灵活的多，他们愿意进行临时的变通，而不是像威尼斯城那样刻板。

盐务局的对面是督政府执政法尔梅的私人印刷厂。主要印刷各种小册子或者图书。当然，如果价钱足够，他们也肯印一些小东西。1227年，我曾于此花了六个格罗索印刷请柬。

甘地亚正在逐渐威尼斯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管理的确细致入微。而从文化上来说，甘地亚一直是赫愣化的。这才使威尼斯人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能把城市、港口、商业往来甚至军事力量管理的井井有条，却无法完成“威尼斯拥有的甘地亚”这种艰巨任务，只能做到“威尼斯管理的甘地亚”。也许不应该苛求他们，毕竟他们才管理了二十多年。相比于正在东方化的芝州政权，他们算是不错的了。

受限于《外国人商业往来法案》，我去上城区的次数屈指可数。大部分是参加督政府举行的宴会，执政的履新，主教的履新，威尼斯商会甘地亚市会首的履新，以及一些威尼斯的重要人物的演说会。

从马车上能看到上城区非常空旷，威尼斯人在来到这里后，对上城区进行了平整和重新规划，以利于少量的威尼斯人和他们的雇佣军能够长期坚守。建筑之间的距离明显比下城区大得多——这是为了防火——也是显得空旷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建筑无一例外的都是威尼斯风格：主楼的三角顶，锐角边墙，来自于五角哨楼形象的五角裙楼房顶，以及简洁但是昂贵的装饰。他们完全把建筑当作一种武器来用，展现威尼斯人富有、强硬和坚韧不拔这些特质的武器。德尔洛神父专门提过一件事，上城区的城墙有不少材料是直接拆自雅典城，只是为了修建的快一些。

下城区里唯一的威尼斯风格建筑就是他们的商会了。它正对着海港，据说历任会首都会一边欣赏窗前的美丽景色一边用午餐。构成这种佐餐的美景的，通常有海鸥、桅杆和港口码头上的度量衡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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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拒绝使用卡尔磅。他们有一套自己的度量衡规则。正如芝州人、赫愣人、卡普亚人、拿坡里人和翁布里亚人一样。只是对于各个商行来说，往来于这些不同度量衡的港口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你总要在码头或者仓库准备一套当地的度量衡器皿。没错，即便是威尼斯人管理的二十六个港口，度量衡也不可能完全和威尼斯城一样。因为贸易的相关性，主要从事东方贸易的话，这种度量衡的差异还是可以忍受的。毕竟熟能生巧，经常地进行固定航线贸易，是可以减少部分麻烦的。

一旦准备前往西地中海贸易，比如要去锡耶纳或者比萨，热那亚，又或者巴塞隆纳、瓦伦西亚这些地方，就会再次麻烦起来。按照惯例，如果真要从事这种贸易时，船主或者货主通常会在当地的行会雇佣一位熟悉目的地度量衡的会计，充当度量衡重订的见证人，以免于被讹诈，勒索或者其他损失。威尼斯人也在甘地亚提供这种服务，主要是给前来贸易的卡佩王朝贵族的管家们——他们通常来自马赛，有时候也为热那亚人、比萨人和阿拉贡人服务，只是价格要比法兰克人高一些。这些专职的，不受雇于特定商行或者公会的会计，通常不超过二十个，少的可能只有两个。就在公会附近租一间房间办公，通常叫做事务所。根据所从事的规模和行业不同，称呼上也有很大差别。

在甘地亚，最大的此类事务所就是黎凡特贸易事务所。可以为一切要进行黎凡特贸易的商品重订度量衡，随便你想去芝州还是泰州又或者的黎波里，哪怕是定海军、安条克和贝鲁特也行，更不用说赫愣人的那些港口了。而且无论何种货物，他们都精通。从羊毛、铁矿到葡萄酒、蜂蜡和天鹅绒，又或者十年的木材、精致的橄榄油和三年的陈粮，甚至于香料、丝绸和瓷器。1228年，听说该事务所还聘请了一位精通萨拉森人度量衡体系的会计，如果不是被限于这个岛屿，我想它完全可以承担六七个国家的事务所业务。对于“拿坡里谷物事务所”又或者“雅典橄榄油事务所”之类的小型事务所来说或许是灾难，但对于各个商行来说却可能是好消息，如果真有事务所能包揽六七个国家的事务所业务，那么他们一定愿意统一度量衡——这也是各个商行想做而又做不了的，包括威尼斯人和赫愣人。

威尼斯人如果一定要说和赫愣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垄断的欲望了。赫愣人在几十年前依靠垄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并用来收复安纳托利亚山区。这在现在来看，非常的不经济：无论何种会计，采用何种方法，也不能掩盖这种赔钱行为的事实。但当时的确展现了赫愣人的豪富和激情，也许从那时起，威尼斯人就盯上她了。威尼斯人同样喜欢垄断，他们已经垄断了拉丁帝国的多项物资和特权：葡萄酒专卖，丝绸专卖，瓷器专卖和大麦酒专卖（限于萨罗尼卡），黑海贸易专权和爱琴海贸易的通行权（以次征收高额通行费打击对手，比如热那亚、阿奎拉、比萨）。他们并不满足，1227年随着物价的剧烈增长，拉丁帝国陷入财政困难，他们终于拿到了谷物特权，不仅是在拉丁帝国，还包括了雅典公国，亚盖亚公国，伊庇鲁斯公国。福贾的乔万尼商行为此损失惨重——他们在杜拉作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准备运到雅典和伊庇鲁斯牟利。结果却是被迫低价卖给了威尼斯人。福贾人曾想请教皇干涉。但后者显然对威尼斯人缺乏威慑力——威尼斯人替教皇和枢机主教们运营教产。虽然不多，比不上佛罗伦萨，锡耶纳甚至安科纳，但非常不幸的，比福贾人多得多。

甘地亚的船厂只有四处，桑格罗、杜塔维拉各两座，桑格罗的两家在港口东侧，杜塔维拉则在西侧，港口的栈桥就像囚兽笼一样把它们分开。杜塔维拉家的船厂，准确地说是一家船厂和一家修理厂。前者从事通常意义上的船厂业务，后者则仅为军舰提供保养和修理服务。桑格罗家的船厂则只是全力造船。他们是唯一接受萨拉森人业务的威尼斯造船厂。这又是一种威尼斯式的垄断——你不会看到特权文书，但它就存在于那里——事实上的垄断。威尼斯人也好，赫愣人也好，其他伦巴第人也好，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好像天生如此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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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船，威尼斯人是无法纵横地中海的。他们的水手培养堪称一绝。绝大部分威尼斯人是在船上渡过童年的。这点和大部分沿海城邦或着航海共和国一样。特别之处在于，威尼斯人对水手或者说海员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们的航海学校可能只有两所——热那亚和比萨甚至乌尔比诺都比他多。但他们的航海学校是唯一把学员当作船长来培养的。这意味着更多的投入，更久的培训，更长的回报期。

威尼斯人坚持如此。

依照洛伦佐（注：洛伦佐·莫拉内斯·桑格罗，13世纪著名航海家，威尼斯共和国总督<1251-1259>）所说，他作为一名水手——他坚持如此自谦而不使用航海家一词，经历与大多数威尼斯水手相同：10岁就读于航海学校，14岁出海航行，17—21岁则在黑海航线及刻赤附近接受考验和学习东方贸易知识。22-25岁完成地中海——北海的贸易训练，方才正式毕业。能坚持到毕业的水手，通常能在30岁前拥有一艘自己的船，少数人会前往西非摩尔人的地盘去冒险贸易，以赚取足够的钱，这样就可以在35岁前拥有自己的商行。多数人会加入一家实力强大的商行，成为一名雇员。通过将船租给商行取得年金，为商行效力取得报酬，双重的收入可以极大的改善生活。有余钱可以用来修建体面的居所或是购置向往已久的商品。商行中的竞争不断因为新加入者而充满活力，他们也不用总是发愁如何管理贸易品。他们大多可以航行到45岁，他们只需要操心如何航海就可以了。如何赚钱是会计的事情。不再通过商行获得报酬或者丧失了租船年金得水手，还可以回到航海学校，将他的一生介绍给那些十多岁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在出海前拥有最多的见闻和对海洋的感受。学校会为此支付相当的报酬。因此，威尼斯人有着地中海航海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航海家和水手，也拥有同航线最低的毁损率。

先插再看

上图为1227年东部地中海重要港口图。供参考。

上图为1227年东地中海诸国地图。供参考。

伦巴第人的团结就像赛里斯人的瓷器，宝贵而脆弱。他们在1228年还团结合作，而在1229年则反目成仇。威尼斯人利用杜卡特的铸币权逐渐取得了东地中海贸易的主导权，这是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人所不满的。准确地说，佛罗伦萨人不满，热那亚人愤怒。于是很自然的分道扬镳，热那亚人在2月首先独立铸造金币，命名为热纳维诺，等值于杜卡特。还铸造了一种大额银币，塔勒，值四分之一个热纳维诺，用于黎凡特贸易。佛罗伦萨人在3月正式铸造了自己的金币，弗洛林，同样等值于杜卡特，不过主要用于西地中海和北海的贸易。至此，两年不到的杜卡特联盟彻底瓦解。威尼斯人的杜卡特只能在东地中海称王称霸；热纳维诺则见缝插针，经营加泰罗尼亚和黎凡特贸易。1230年，我回乡前2个月，热那亚人取得了定海军的许可，可以在尼西亚帝国经营木材、布匹和葡萄酒业务；弗洛林则充斥着西欧、北欧的铸币厂，公爵、国王、皇帝都争相铸造这种金币，用于贸易、战争、建设和阴谋。也许从某种角度上说，杜卡特联盟依然存在并继续统治着地中海和北海。不过，他们的内耗已经愈演愈烈：威尼斯和热那亚针锋相对，佛罗伦萨则希望趁机捞好处。为此商行一再重申乌尔比诺商会的格言：可以和伦巴第人贸易，但应该站远点儿。
伦巴第人的野心勃勃让其他在雅典的外国人感到无奈和厌恶。他们中一些人出资赞助了一个落魄的罗马宫廷剧作家，编了一出小丑剧《贪吃的珀库姆先生》（注：珀库姆即拉丁语porcum，猪的意思。）来嘲弄他们。
可惜伦巴第人不太可能看到，即便不小心看到了也不会当真。雅典的戏剧发达，每天上演的戏剧都不同，这种在乡间街边上演的小丑剧自然更是多如牛毛。大部分伦巴第人看戏剧都不会不体面的站在路边，或是在一个幽暗、肮脏、散发着脚臭与劣质酒所混合的恶心味道的狭窄房间内观看这种无聊戏剧。更别说还有不讲究的市民和恶棍，下等妓女充斥在周围了。
稍微有些钱的外国人，通常在莫瑞纳广场的哈夫·珀罗休斯剧院看一些古典戏剧。该剧院自哈夫·珀罗休斯的孙子尼尼斯接掌以来，以上演喜剧为主，只有在受难日、万圣节和九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才会上演悲剧剧目。剧团的演员都很专业，有的演员是职业的，他们的父母也是如此。他们一般在周一到周三排练，周四到周六演出。伦巴第人，尤其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则经常去高档剧院，比如奥托剧院和伪装者剧院。前者主要是热那亚人去，后者则是威尼斯人的最爱。票价都不便宜，1228年时通常是每张票一个杜卡特。这十倍于前面提到的那种小剧院。但观看者会认为很值，这里一次最多能接待160名观众。四十个包厢和两倍于此的上等软座。包厢里有装水晶灯罩的油灯，白瓷茶具和乌木家具。在包厢外给听差下人准备的两个折凳，也是上好的保加利亚木材制成。更不用说还有考究的插花装饰和令人着迷的各类绘画作品。呼唤听差的摇铃是镀银的，曲目单则是散发着花香的芝州硬板纸制成。据说最顶级的包厢里还有东方的香料使用，但多数人只是听说没有亲自见过。软座是填充了大量棉花的短背座椅，两个扶手被夸张的呢绒包着棉絮裹起来。反倒是椅面使用了天鹅绒，不过在“雅典骚乱”后，两家剧院都把椅面换成了鹿皮。好在这无损于它的舒适，坐上去就像是陷进去了一样。
限于财力，我去这种地方的次数不多，大多是为了公务，就像佛罗伦萨人。他们对戏剧的热爱有限，但有时也会去高档剧院，主要是为了公务，和贸易伙伴在高档剧院看戏剧是拉近关系的好手段。佛罗伦萨人在雅典的主要娱乐是各类茶会。他们不习惯于嘈杂的环境，他们喜欢思考和钻研问题，无论是商业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又或者军事上的。雅典的小茶馆很多，佛罗伦萨人之间经常举办一些五六个人的小茶会，在那里谈天说地，讨论问题。据说4/3磅的条绒（注：每匹价值1杜卡特6格罗索8德涅尔，即三分之四磅，故称为4/3磅条绒。）制造方法就是在这种茶会上产生的。不得不承认，相比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是更加虔诚的基督徒。
也许这就是新任教宗（注：格里高历九世于1227年就任）和教廷越来越喜欢佛罗伦萨人的原因。苦修会及其骑士团掌握了大量教产，但主教们，尤其是枢机主教们的财富增长有限，骑士团将其大量投入了波兰内战和英苏对兰开斯特的争夺战。这种贷款虽然利益可观，但风险总是很大。更糟糕的在于，由于威尼斯人在1204年的拙劣表现，骑士团在东方的领地荡然无存，在黑海的分部又被无法区别的游牧民族斩尽杀绝，这让骑士团丧失了机动力量。他们现在只能维持着保存体面的武力，而无力直接干涉波兰内战或是英苏之战。

重新募集骑士又面临强硬的皇帝和对骑士团不再信任的帝国领主们的掣肘。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宗的判断，他需要这些领主来牵制皇帝。现在佛罗伦萨人、比萨人、威尼斯人、安科纳人正在瓜分苦修会及其骑士团所代理的教产份额，其中又以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增长最快。代理的教产主要集中在什一税上，有时候也有一些人头税。伦巴第的银行家们通过这两种税对地方领主进行贷款，然后攫取城市管理权，将一个个繁荣的市镇从昏聩无知的贵族手中解救出来，进行妥善的经营，创造更多的财富。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上述过程，佛罗伦萨人经营贝桑松。当时贝桑松的伯爵由于经营不善，他们总是如此，无法将挪用的什一税按时上缴。这时佛罗伦萨人给他提供了一份贷款协议，40000格罗索，年息36%，三年后本息一同支付，一方违约则需双倍赔偿。而实际上，这40000格罗索一个子儿也没到这位伯爵手上。佩鲁奇银行的会计们只是在账面上作了一个调整，以示这笔钱归了伯爵。第二天，会计们再次将账面调整了一下，这笔钱又回到了佛罗伦萨人手上——因为他们是教廷在贝桑松教产的代理人，这个调整表示贝桑松伯爵及时交付了当年的税金，不用担心教廷的惩罚。而在三年后，这位伯爵已经欠了佩鲁奇、巴尔迪、德萨耶萨兄弟等三家佛罗伦萨银行12万格罗索，尽管伯爵很努力的去收税了，而且物价上涨帮了他一把，但他仅仅是还上了利息，本金仍在。雇用歹徒虽然可以干掉三家银行在贝桑松的商业代表，但却无法销毁存在佛罗伦萨的贷款协议。最终在1229年，佩鲁奇银行放出的贷款到期之后，伯爵没有任何犹豫的将贝桑松城市的管理权交给了佩鲁奇，并以此抵偿其他两家的贷款本金。佛罗伦萨人立刻同意了，三家银行分享了贝桑松的管理权：一个执行委员会，一个顾问团，一个监察委员会随即成立。三家银行分别派人出任，每五年轮换一次。而且在次年开始大力投资贝桑松的纺织业。
斯科蒂（注：斯科蒂·德萨，1207-1241，佛罗伦萨银行家）向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衷心为他的成就赞叹，并将他引荐给了公爵。他在那事（注：指雅典骚乱）之后对威尼斯人严重缺乏信任，倒是对我这样的刚刚接手商行东方事务的小人物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此外，佛罗伦萨人在雅典的表现也给了公爵正面的印象，“唯一可以信任的伦巴第人”是公爵谈论他们时常说的话——显然他没听过贝桑松伯爵之类的故事。
晚餐时的气氛很好。公爵早年也曾远航，对法兰克人、伦巴第人、加泰罗尼亚人甚至丹麦人和英格兰人都有所了解。这和斯科蒂很谈得来，斯科蒂本人十分精明，席间的谈话两人显得很投契，而带来的礼物也让公爵难以拒绝。这让他在雅典招募纺织工匠、师傅的行动减少了很多麻烦，有公爵的特许令，他最终可以从雅典雇佣15名纺织工匠和3名师傅离开。虽然特许令最后一款规定被雇佣者十年后应当返回雅典，但谁都知道这不会发生。雇主通常会寄来一份“死亡证明”，并附上若干钱财了事。
除了经营城市之外，代理教产的管理人也可以购置地产，发展种植业或者手工业，比如威尼斯人热衷于投资盐场和造船厂，佛罗伦萨人则喜欢毛纺或者棉纺工场，安科纳人喜欢投资种植园，棉花，甘蔗，葡萄，橄榄等等，比萨人则喜欢投资各种市场和商铺、商栈。
相比于其他伦巴第人，比萨人大概是最喜欢分享商业经营权的了。当然，没有人不喜欢垄断权，这种“喜欢”也可能仅仅是在无法垄断的情况下的一种姿态。但至少比萨人确实在分享上做得不错。他们管理的城市和港口，往往都有一个大市场，其中比萨人自己的份额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他们似乎甘心做一个不动产经营者，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希望将商人吸引到自己的港口贸易。这种朴素的想法才是达成垄断的最佳途径——竞争，而非皇帝、国王、甚至公爵们的一纸文书。他们的市场、商铺乃至商栈的租费都很低，这吸引了大量商人来此销售货物，尤其是那些小商人。比萨人的主要盈利是依靠自己经营的高利润行业和大量商业往来带来的城市税收。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其他的东方贸易口岸，人们谈起来是总是羡慕、嫉妒、愤恨等等情绪不一而足，但是说起比萨人，就会有些茫然的平和。“是伦巴第人么？倒是没有什么坏名声。”是最常见的第一反应。比萨人在东方名声不显，但比萨治下的城市、教区的人口增长，却是仅次于威尼斯的，这还是威尼斯管理的港口近三倍于比萨人的港口的情况下。
甘地亚的德尔洛神父调任雷焦主教，那是1228年年初的事。作为新任的商行高级商务代表，我被邀请去甘地亚参加新任主教的履新，宴会结束后，我才发现德尔洛神父竟然喝醉了。并且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上帝让我有了穿红袍的机会”。

君士坦丁堡的巨大人口，足以产生许多奇怪并有利可图的需求。比如花卉。我在一次采购花卉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行当。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摘花最好，既实惠又诚挚。不过总有摘不到花又需要他们的时候，比如冬天。这里冬天时的东北风让人无法忍受，我穿了加厚的呢绒大衣，依然会觉得有寒风钻进来。那是和玛丽娅相识一百天，值得纪念的日子。德彼利埃先生建议我去色雷斯的厄尔尼奥村去买些花送给玛丽娅。中午时，玛丽娅看到鲜花的确很开心，难得笑出了声，并警惕的望了望四周，发现没有阿马托先生的仆役才放心。
鲜花来自那个村子的花房。这样说或者不是很准确，但我的确找不到别的词来描述它。和我们已知的那些花房肯定不一样，否则在雅典或者安科纳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不会买不到鲜花——在冬天。而且他们拒绝人们近距离观察。从外表上看只是一个木制的矩形坡顶建筑，没有烟囱。我能看到的部分没有门和窗。但是交付鲜花的女孩子们经常出入一个殿堂式的两层建筑，我猜那里可能是他们的储藏室，但无法解释鲜花如何在这种环境中保存。
购买鲜花的地方是个正方形的大厅，从东到西被用木栅栏一分为二。东面墙上挂着一块大大地炭板，炭板上用黄色的涂料画好了赫愣式表格，分别用拉丁语和赫愣语标注了花卉名称，一共十列中有八列用同样颜色的涂料填好，另两列空白。有十到十二个小伙子手持粉笔站在炭板前。他们是负责记录价格的。另有四位负责交割花卉的姑娘和四位收取货款的女士，则在一个木制长条笼子里，彼此之间用木板隔开。收到的款项会根据材质投入不同的木桶。一旦需要搬运，女士们就会用脚踩动响铃，拿粉笔的小伙子们便会分出两个人来将这些小酒桶运走。
德彼利埃先生嘱咐过我，所以我出发的很早，马车抵达时，天还没有亮。因为我的服装原因，接待人员把我归到了竞价组，这本是为花卉商们准备的。于是我就看到了精彩的一幕：小伙子们不断地记录着、更改着某种花卉的报价。旁边有个老者拿着怀表计时，每一拨花卉大概300支，给出的竞价时间都不超过一分钟，多数是半分钟，最后五秒的时候，老者会把右手举起来示意。这大概是怕花卉离开那个“花房”后会快速衰败的缘故。很多来自四周的花卉商都匆匆竞价，不过，他们应该也是了解行情的，比如紫罗兰从不超过10德涅尔，鸢尾花则不超过8德涅尔。栅栏西面的人来去匆匆，很多人都不会在这里久等。但也有一些人例外，我就看见一个胖胖的家伙，和我一样不竞价，但却给了接待人员一张纸条，然后就在椅子上坐下补觉，直到那位接待人员来叫醒他。回来后问起德彼利埃先生，他只猜测是大宗交易，并没有说更多。倒是玛丽娅揭开了答案：他们是香水制造商。
等到竞价类的生意完全结束，我才得以采购我想要的花卉。针对少量购买的顾客，他们提供一些包装服务，主要是为了让花朵能维持更长时间的鲜艳并赚取更多的利润。一支热情奔放的玫瑰花了我15个德涅尔，但是包装的盒子要花掉两个半格罗索。
赫愣人的手工艺品以复古风格为主，这主要是受某种复古思潮影响。我买的那个包装盒子算是“最现代”的风格了，以约翰二世（注：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儿子，1119-1143的拜占庭皇帝。）时期的风格为主。据玛丽娅说，边饰其实是巴西尔二世时期的简约风格，好在她还是很喜欢。
拜占庭最大规模的娱乐活动是宫廷音乐会。实际上，大部分赫愣人都不喜欢这个。认为它是“法兰克人、拉丁人和绿皮狗们（注：对威尼斯人的蔑称）带来的下等文化。”或者“是对赫愣诗歌、咏叹剧和歌剧等赫愣式戏剧的侮辱。”这些论调在酒馆或者茶馆里很容易听到，即便内近卫军的探子也不会较真。
内近卫军严格来说不是军队，虽然阿马托先生三次提到它时都满脸严肃。据阿马托先生的副官介绍，内近卫军脱胎于阿莱克修斯一世（注：拜占庭皇帝，1081-1118在位）时期成立的军区监察官的卫队系统。直到曼努埃尔（注：约翰二世的儿子，1144-1180的拜占庭皇帝）时期，仍然是针对军事力量的监察机构。但后来的两个短命皇帝的遭遇，使得继任者着重将他们应用于防止谋反：扩大了他们可以监察的范围并给于了审判权。到了拉丁帝国时期，鉴于不断地内忧外患，皇帝将部分军区监察官和他们的卫队独立出来，直接听命于皇帝，而不是之前的御前军事委员会。

上图是1205年阿尤布王朝疆域与其附庸芝州疆域的示意图。
芝州是由宋泰西通商团成员驻地演变而来。具体起源和发展过程参见死神威士忌的《月照夕墙》、《安科纳边区侯爵——阿卡尔多家族史》及呕心沥血方从哲的《绍圣长征记》。

五、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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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永州，芝州的人口规模大得多。1228年到这里时，正赶上芝州人的一个传统节日，夏至日。夏至日是少数被穆斯林芝州人认可的芝州传统节日。港口里的人显得非常忙碌，尤其是芝州当地人。据同行的热那亚银行家法比艾诺介绍说，这是因为为港口服务的芝州当地人会在下午三点前歇业——这是夏至日的传统。因此，所有人都希望在三点前办完入港手续。地中海大涨价不仅仅影响了基督世界，穆斯林世界中参与地中海贸易的地区都受到了影响，芝州自然也不例外。据说1227年以前，二十尺小船的驻泊费仅为每天2迪拉姆,约合1格罗索8德涅尔。现在则涨到了12迪拉姆，约合10格罗索。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连锁涨价，而是被涨价刺激的黎凡特贸易的过激反应。不仅仅是驻泊费的不合理，就连过关的“手续费”也不合理的大涨特涨，幸亏伦巴第人发行了金币。否则揣着大把的格罗索实在是太惹眼了。芝州的穆斯林监察团体即便再无能也没有到明目张胆放过行贿走私者的地步。这里的芝州人大量使用开罗和大马士革发行的货币——金币第纳尔和银币迪拉姆，而不像永州、泰州那样多数使用杜卡特和格罗索。当然，两个世界的共同点是贸易中使用银行本票，尤其是大宗贸易或者大额贸易——除了香料和瓷器。

这得益于发达的银行业。芝州人在他们所有的节度使辖区都有银行开设，而且在泰州、芝州、秀州和金州有结算银行，它主要承担货币兑换所的功能。与基督世界不同的是，这些结算银行和普通银行并不是合并经营的，芝州人出于某种考虑，将它们独立经营，并严格限定了它的经营范围。

开罗和大马士革的货币在这里有截然不同的待遇。虽然二者铸造的货币都叫同一种名字，但铸造时含金量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如果你在上午走进芝州的结算银行，会被里面的拥挤惊呆，而且非常热。

我们大部分货币兑换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因为“封名投状”只接受第纳尔或者迪拉姆。而在结算银行里最大的一面墙上，则写着货币间的兑换价格。杜卡特，这种新货币得到了芝州人的认可。他们认为，4杜卡特可以兑换5开罗第纳尔，5杜卡特可以兑换6大马士革第纳尔。这种比价的细微差异造成了基督世界的商人愿意兑换开罗第纳尔，并尽快把它花出去。而流通的开罗第纳尔则大量集中在芝州人手里，它们被用于各种消费和缴纳税金，抵偿债务。大马士革第纳尔则通常用作储备金，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我和恩多克尝试过私下里去哈希姆巴扎的小贩那里兑换大马士革第纳尔，一个好处是兑价为4兑5，另一个好处是不用交百分之一的手续费了。事实证明，我们私下兑换的货币依然是开罗第纳尔，我们再去那个巴扎找小贩时，小贩早已不见踪影，其余的穆斯林则毫无帮助我们的愿望。他们看起来严肃的表情更像是对两个傻瓜的取笑。肉眼难以分辨两种第纳尔的不同是最大的弊端，而令人沮丧的是，市面上的第纳尔绝大部分都是开罗铸造的。如果有谁得到了大马士革第纳尔，那么通常会收藏起来。想要获得就要付出比结算银行还高的兑换价格——这显然是不划算的。

芝州城的建设对原先的改造很多，很多人无法相信这里曾是塞缪尔（注：法国苦修士，曾随十字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和贝鲁特保卫战。）笔下混乱、恐怖和“散发着令人绝望的气息”的贝鲁特。芝州人带给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新的生命，将它从厄运中拯救出来。他们在港口和城市的中心修建了钟楼；依照从北到南的顺序重新划分了居住区和商业区；重新建造了水利设施；重新铺就了通往大马士革、宁州、秀州的道路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并不像泰州那样有很多园林（注：原文意为花园）和公共浴池。这倒不是这里的芝州人和泰州的有何种差异，而是因为这里缺乏水。据法比埃诺先生说，他们把大量水用于农业，以维持粮食产量——即便他们可以进口粮食。城市里几乎随处可见的水井似乎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港口进入芝州城的外国人，会被发放一个水囊和号牌。这是外国人获得水的基础。

这里的水是可以卖给外国人的。这对于习惯了无偿的、随意的使用水的外国人来说是一种痛苦。没有什么东西比原先免费现在收费的水更让人感到昂贵了，哪怕一水囊水只要1个迪拉姆。和普通的外国商人不同，参加“封名投状”的商人们，必须住到一个叫“哈迪”的旅店。这里很气派，大量的三层建筑围成一方形，方形中央是一个高七层的芝州传统的塔式建筑。听威尼斯的先生说，这里可能要改成清真寺了。据我观察，这里可以轻松容纳三百人。

负责接待的官员姓朱（注：音译），身体很胖，说话时总是时不时地拿手绢擦汗。我们被通知未来十天不能离开各自的房间，十天后开始“封名投状”等等。所有的规定一成不变，和之前在船上时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同行提到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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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软禁式的生活并不是温情脉脉的，虽然芝州人提供了美味的食物，清洁的水，干净的衣物甚至允许基督徒在房间里做祷告，但在第六天，他们不加警告的杀了一名热那亚人。原因是他一只脚踏出了门外：他只是想把食盒放到外面而已。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冷血？残忍？一切应该使用的谴责语句或是对异教徒的声讨都在香瓷贸易这个巨大的金矿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那亚商人推举的领袖满脸惶恐和喋喋不休的道歉，以及威尼斯人、安科纳人、赫楞人幸灾乐祸的表情。他们是多么热烈的希望芝州人把热那亚人都赶走啊，多么的迫不及待。虽然热那亚人付了12个迪拉姆请芝州人清洁血污的地面，但我直到封名投状开始，还能闻到那浓浓的血腥味。

封名投状是芝州人发明的一种竞价模式，这和我在君士坦丁堡的花卉交易市场上接触的公开自由竞价不同，也不同于基督世界流行的竞价方式——我们通常不让竞价者碰面，以增加神秘感和突然性。芝州人的办法，首先是召集所有竞价者，让他们公开的见面，但不能交流。然后各自填写“书状”，一种芝州人早已印刷好的竞价文书，大量的条款不可变更，竞价者的权利就是接受它并在价款和数量两栏填好自己的出价并具印，或者不接受它。前者意味着只有一次出价机会，不得更改，后者意味着放弃当年的香瓷贸易份额。填好的“书状”，竞价者要将“书状”上显示出价者身份和价款、数量的地方用芝州人发给的特制厚制片糊好。这个过程便叫做“封名”。

芝州人会派出收集者，在三天后收回这些“书状”，出价者向收集者交付“书状”的过程便叫做“投状”。最终芝州人会在中央塔式建筑的顶层召集所有出价者，公布当年的香料和瓷器供应总量以及当年“封名投状”的中间价。既定的香瓷贸易总量，会依据香料和瓷器的种类不同，分成等额的100份，其中60份会按照竞价文书上价钱的高低，分配给出价超过中间价的所有商行，出价越高，分到的份额就越多。剩下的40份中一半会发给定海军节度使，只要售价不低于当年芝州公布的竞价中间价，就允许其自由出售。另一半则分给除武安军之外的五个节度使，限于在其各自的辖区内销售，并且同样不得低于当年芝州公布的竞价中间价。

我的出价为商行争取了一份香瓷贸易份额。算是比较正常的成绩，毕竟来的商行少说有一百家。竞价结束，并没有发生商行大量离开的事情。像保罗商行一样竞价成功的，在准备办理提货文书的手续，并安排人留守在芝州，为未来一年的香瓷贸易保证提货和转运的安全和稳定，而没有竞价成功的商行也没有离开，他们希望从竞价成功的商行那里分润到一些好处。

多年来的竞价，形成了很多“传统”，其中一个就是伦巴第人和赫楞人都会安排一些商行出低价来竞价，以拉低中间价，使最有实力的商行获得更多的份额。报酬就是在竞价结束后，转让一些香料和瓷器给前者。芝州人并非没有察觉。但他们似乎对严厉打击这种行为没有兴趣，他们的传统智慧认为“水至清，则无鱼。”（注：原文意为当的水非常清澈的时候，里面不会有鱼存活。），因此只要竞价者们做的不是太过分，芝州人并没有兴趣查处这种事。我曾问过法比埃诺先生，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把竞价拉低，芝州人会怎么办。他听后愣了一下，然后说道：“那他们可以公布一个非常少的贸易总量，然后坐等价格疯涨。而且，我认为威尼斯人会提前出卖我们的。”

整个香瓷贸易在芝州的后续交易过程要持续到八月初，有时候，因为部分货品不足或者天气原因可能会拖到八月中，但总能在在此之前的结束，直到1230年。

1229年的战争中断了香瓷贸易整整一年。即便法兰克人在1229年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迫使萨拉森人承认耶路撒冷到阿卡（注：即武定军节度使本镇，德州。）的所谓阿卡走廊的地区属于法兰克人所有，然而贸易权的获得，却延迟到1230年才达成。原本芝州人所掌握的，从金州经沙州、秀州抵达芝州的贸易路线，被从中截断。法兰克人派来了军舰，依靠阿卡海域对往来船只征收赋税。芝州人和法兰克人互不相让，整个香瓷贸易线充满了危险。那年在我离开芝州前，当年的香瓷贸易的后续手续还没有办完。法兰克人依靠武力取得了贸易权，但却不能应用于既有得香瓷贸易线上，这让卡佩家族十分恼火。他们很快转向了塞德港和亚历山德里亚港。并要求通过地峡前往红海参与贸易。在开罗的幼年苏丹穆斯塔法（注：阿尤布王朝统治者（1227-1248），时称坚忍者）母亲的主持下，法兰克人的要求得到了允许。

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芝州的大图书馆里借阅书籍。芝州人的印刷业非常久远，他们在这个大图书馆里收录了非常多的图书，无所不包。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书籍中，有一部分是用芝州人的传统文字写成的。这些被奉为经典的图书，大部分是在第四任芝州安抚使（注：原文意为芝州独裁者）赵明诚时期编辑出版的。完整的包括了如何理解芝州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三字经》、《世说新语》、《诗经》、《九章算术》、《论语》、《大学》、《史记》、《资治通鉴》等等。还有最基本的字典《九经字疏》；介绍基督世界的《罗玛与威尼斯》；介绍异端们的《赫楞人与东地中海》；介绍穆斯林们的《哈里发历代记》和《大食艺术》，林林总总大概有三千七百余部。这些书籍至今还受到芝州人的统治者们的重视，其中一部分重要的书卷，作为校对用而被谨慎的保管在大图书馆深处，任何人没有安抚使的许可是不可能被允许借阅的，而有权借阅的也限于在大图书馆里观阅。芝州人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美感。仿佛一个个充满了莫名的活力，而且听说芝州人彼此之间对这些文字的发音也不一样，但他们都能彼此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很神奇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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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再神奇的文字，震撼也是有限的，比不上它所蕴含的知识，更比不上法兰克人获得红海自由贸易权的消息。这是阿尤布王朝自法蒂玛关闭地峡，取消红海自由贸易一百多年来的最大让步。重开的地峡贸易线意味着什么？

几乎是我冲回旅店的同时，所有的房间都沸腾了起来。威尼斯人们忙着找鞋，热那亚人着急得去拦截马车，除了赫楞人大家都激动、兴奋起来。芝州人的卫兵对此熟视无睹。

当天夜里，大家选举出来的谈判代表就携带着临时委任状和银行本票匆匆赶往阿卡。有的坐车，有的乘船，有的骑马，分秒必争。我则决定准备启程返回安科纳，向商行总部汇报这一情况。法兰克人没有什么贸易天赋和经验，他们意外的获得了这个自由贸易权，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会出租这种权利。商行是时候在这上面加大投资了，即便是孤注一掷也是值得的。

一旦有了红海自由贸易权，芝州人所把持的香瓷贸易线就会失去现在的垄断地位。威尼斯人也好，热那亚人也好，哪怕是袖手旁观的赫楞人，恐怕对这一天也盼望很久了。

芝州人依旧保持着优雅和平静。所有申请离港的文书都一概照准，不加为难。从这方面来说，他们虽然是异教徒，但还是很有气量的。法比埃诺先生则留在了芝州，他认为芝州人还是有办法解决航线问题的，比如说迁都。

芝州的统治者并不是一直将他的都城放在这里，大约八十年前，芝州人将都城从现在的秀州迁到了这里。法比埃诺先生认为芝州人可能会选择回迁他们以前的都城，这样就可以将“封名投状”改在秀州举行。安科纳人多数认为那样一来被法兰克人勒索的就是黎凡特贸易商了，这样做风险太大。也有热那亚人认为芝州并不像八十年前那么强大，节度使们对回迁都城应该持反对态度。然而对此进行的讨论也就仅限于此了。更多的人顾不上考虑这些，目前大家主要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代价取得法兰克人的授权。以及对得到授权后美好生活画面的不断梦想。恩多克在船上就说了好几次梦话。不过，他说我也是一样。

离开时正好是芝州人的节日，早年是一个传统节日，改信后，这个节日便被他们变通为第四任安抚使赵明诚的诞辰。那是个值得所有人纪念的芝州人。他对东地中海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启发，对西地中海贸易的挽救都是值得铭记的功绩，大部分黎凡特贸易商认为是他拯救了地中海日渐衰落的贸易。当然，最重要的，他修建了当时最大的图书馆，这拯救了日渐衰落的天文学、地理学、博物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让基督世界更好的看清了他的邻居们。皇帝（注：腓特烈二世）在1221年修建的施瓦本图书馆和1224年的慕尼黑大学、拿坡里大学都是在试图超越这个享誉地中海的贤者的举动。

出港三天以后，我在甘地亚接到了父亲的噩耗。不得不将商行事务交接给甘地亚的商业代表，以便尽快动身返回拿坡里。我曾魂牵梦绕的前往红海贸易的幻想也被迫中断：我首先应该尽一名儿子的责任。商行的同事来码头送别，但我想只有我一个人沉浸在悲伤里。看到挥手告别的同事们，我忽然想起了在雅典送别扎图尔克先生遗孀的自己：同情中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

希望超越忧伤，金币超越信仰；

欢迎来到东方，美不胜收之地。

叁、西塞罗的大食海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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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高于一切幻想。

——拿坡里谚语。

一、糟糕的开始

保罗商行接受了我的建议，在1230年底就获得了红海贸易授权。由于我在拿坡里处理父亲的后事，还要接管友谊联合银行，因此委托阿马托解除了我与商行之间的契约。好在法兰克人并不矜持，他们大肆售卖红海贸易权，我和阿马托及奥尔西尼都认为他们打算榨干这份权利的利润。我因此也打算购买这种权利，并获得了阿马托和奥尔西尼的支持。玛丽亚也非常理解，她委婉的表示希望我等到乔万尼一周岁以后再出发。

我的船队抵达开罗时已是1232年，我们在船上度过了新年。

为了准备这次航行，我足足筹划了一年多。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无论是在拿坡里、巴勒莫、罗马还是阿马尔菲和佩鲁贾，那些凡是有关于红海贸易记载的书都成了闪闪发光的宝藏。德彼利埃先生为此提醒过我，希望我不要耽误了银行的经营。对此我也只能表示愧疚。好在1231年复活节前尼克洛回来了，他在毕业后去了巴尔迪银行在阿尔卑斯山北的一个分行供职。收到我的信后，便赶了回来。于是我有了更多时间用来准备。尼克洛回来不仅解决了银行经营问题——他把银行业务处理的井井有条——比我强得多，而且帮我解决了资金问题。

银行的钱并不是我的钱，但尼克洛还是尽可能的为我筹集资金。德彼利埃先生也表示了投资的兴趣，不过最终我们达成的是借贷协议。四千杜卡特的借款，年息五分之一，为期十年。用我在银行的分红权抵押。而为了保证玛丽娅和乔万尼（注：西塞罗独子。）的生活，我则把名下的两处园艺农场转让给了尼克洛，以换取发给玛丽娅为期十年，每年144杜卡特的年金。

前往巴勒莫的时候会路过雷焦教区，因此顺道拜访德尔洛主教也是顺理成章的。5月份的一次拜访，让我有了意外收获。当时在教堂里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德尼罗神甫，另一个是阿尔莫先生。二人对我计划的红海贸易都很感兴趣，经过德尔洛主教的介绍和推荐，他们加入了我的计划。前者除了神学还对博物学有研究，能够辨认超过200种动植物或者怪物；后者则通晓大食语，1230年在阿卡为法兰克人当过向导。除此之外，人员的雇佣则委托给了舅舅，他在拿坡里和阿马尔菲都有良好的信誉。在2月，他推荐了一名测量员，达菲。他来自马赛，有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和遍布脸颊的雀斑。阿马尔菲的水手们推举了他们的水手长，家住狄菲尼克区的布兰科。

抵达开罗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奴隶。乔万尼号是一艘典型的威尼斯贸易船，便宜、坚固，帆桨并用。在船的底层甲板，有两列三十排的长凳，上面放着镣铐和桨叶，这些东西需要至少120个奴隶来操作，以便在风力不足的时候保持船只的航速。要知道即便马尔孚乔家给船只准备了两根桅杆，但实际上仍面临风力不足时航行缓慢的尴尬问题。

开罗又大，又混乱。如果没有一个好向导你往往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处是乱哄哄的牲畜叫声、生意人的大声吆喝，有时候即使两人面对面，也要声嘶力竭的说话才能听得清。唯一可靠的标志物是苏丹的皇宫，其余的建筑看起来几乎一个样子，只有清真寺和民居的区别。这里只有很少地区像芝州人那样用大食数字标记他们的序列。

二、法尤姆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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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法尤姆的头三年，我一直没离开过伊本的居所，每天可以在吃早饭和晚饭时呼吸到新鲜空气和看到天空，奴隶们被要求蹲在院子里用饭，守卫会站在檐廊下监视，奴隶们如果用饭超过时间，守卫们会毫不犹豫的抽刀。如果下雨，那么就会饿一顿。所有的奴隶一视同仁，无论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还是从事文书工作的奴隶，也不分文明人和野蛮人。用饭前会进行点名，十个奴隶组成一个小队，每星期按照小队成员的出生月份和日期轮流出任“点名者”。用饭时如果点名未到，“点名者”就将受罚，可能是打一顿鞭子，也可能是跟在马后面跑绕着庄园跑二十圈，或者直接宰掉。实际上这三种处罚方式都可以让“点名者”失去生命，一个努比亚奴隶就曾被活活用鞭子打死，而一个来自锡拉库萨的诺曼人后裔则在不停的奔跑中吐血而亡。仅从这一点来说，从事文书工作的奴隶们的小队“点名者”要安全的多，他的队员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外界，也就意味着难以逃跑。
我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忘记了逃跑这件事。对命运的抗争，是不可持续的。可能是因为守卫森严，也可能是因为工作太过辛苦，也可能是因为逃跑者无一例外的都被抓了回来，要么是活的，要么是死的，总之，我在法尤姆的时光中，理智上一直是承认“无法成功逃跑”这个现实的，这大概是我忘记逃跑的主要原因。
伊本是一名出色的萨拉森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萨拉森帝国享有巨大声誉，因此法尤姆埃米尔对他十分器重。不仅拨给了大量的庄园和奴隶供养他，还每年给他6000开罗第纳尔，让他从事他喜欢的事情，唯一需要伊本付出的，就是为埃米尔和埃米尔的父亲写传记——即便如此这位埃米尔也没有限定时间。和开罗的争权夺利不同，法尤姆一直在平稳安静的发展，仅从1235年伊本和埃米尔的书信往来就可以看出，法尤姆埃米尔一直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和学术，修建各种公共设施，不仅仅是清真寺，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和运动场。他还一再请伊本为他延请各类人才，伊本也从不拒绝。在我离开那里之前，法尤姆至少聚集了整个萨拉森帝国三成的著名学者，从天文到数学，从地理到历史，从哲学到神学，无所不包。相比于萨拉森帝国其他地方几乎是清一色“古兰经学者”的情况，法尤姆才配称得上是萨拉森帝国的学术中心。
我最初的工作，就是为伊本翻译整理文献。当时因为不懂萨拉森语，只是负责将法尤姆商人取得的拉丁文著作转译为赫愣文，而撒哈迪则负责将其转译为萨拉森文。这样的工作效率并不高。伊本要求我和撒哈迪互相学习，这花了我们两年时间。在此期间我们还完成了《塔尔·菲格诗文选》、《七日谈1232合集》、《台伯河》、《风车》四部拉丁文书籍和一本名叫《铸币、银行和交换》的小册子的翻译整理。不过除了《台伯河》印刷了二百份送交埃米尔之外，其他的只是誊清后就收藏到了伊本的私人图书馆里。

伊本的居所就在加隆湖边上，但我直到1235年才知道离我不足1000尺的地方有一个大湖。我当时摆脱了繁重的翻译工作，出任了伊本的文书。从事这项工作的奴隶有二十四人，分别归三名穆斯林奴隶管辖。我的上司名叫阿桑，为人冷静，舌头和喉咙都有伤，所以说起话来十分含混，这让我一开始很难适应。我们六人负责伊本的书信往来整理和一般性文书的递返工作。前者让我的阿拉伯文有了很大进步，后者则让我开始真正的认识法尤姆。
法尤姆是萨拉森帝国的粮仓之一。这里有充沛的水源，广阔的良田和富饶的加隆湖。雄壮的尼罗河也离的非常近，而根据本地的传说，加隆湖就是尼罗河灌入这片低洼地的杰作。作为开罗重要的粮食来源，法尤姆和开罗之间既修建了道路，也连接了运河。实际上后者的作用更大。陆地道路需要持续不断的养护，这对于萨拉森帝国的伊塔克领主们来说是笔不菲的花销，因此导致了这条道路途径的各地路况不一，这对于运粮队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目前那些进行走私的武装商队才是陆路的主要使用者，他们往往和某地的谢赫或者伊塔克领主有密切关系，扮演着半商半匪的角色。于是运河成为了开罗的生命线。无论是哈里发还是苏丹还是法尤姆埃米尔，都对运河与尼罗河得交通极为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保卫运河至开罗运输线的部队，一共2000人，一半来自哈里发和苏丹的卫队，主要由高加索奴隶组成的骑兵部队，萨拉森人称为麻木鲁克；另一半来自法尤姆埃米尔的雇佣兵，主要由努比亚的黑人奴隶组成的射手部队，萨拉森人称为埃塞得（注：大食语意为“狮子”）。前者装备了防护严密的重甲，优质的达马斯谷弯刀和足够的马匹与骆驼，他们负责河岸的巡防；后者则装备了马萨瓦产的火枪，除了军官，没人着甲，即便配发的宽沿草帽，也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阳——实际上他们非常耐热，而是为了协助他们快速列阵，马萨瓦的火枪用起来最好和左右保持好距离，否则容易发生意外。他们唯一的防身武器是一种短矛，据说和他们祖先使用的一模一样，既可以投掷，也可以搏杀，因此每人配备两支。但他们的军官通常允许士兵们自己再准备一些，并允许他们像其祖先一样使用投矛器——一种木制的一端弯曲的小工具——可以更省力的将矛投得更凶猛。所以，即便有人装备六枝短矛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们负责乘船巡防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