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的费留，和白起的《昭王既息民缮兵》何其相似！

　　武安君白起叩头至地，说：“我明知出战虽然不会成功，却可以免于获罪；不出战虽然没有罪过，却不免处死。但还是希望大王接受我的愚见，放弃攻打赵国，让人民养精蓄锐。利用诸侯的关系变化，安抚他们中担惊害怕的，讨伐他们中骄傲轻慢的，消灭他们中昏庸无道的，这样来号令诸侯，就是所谓‘屈白起一臣，却可以战胜诸侯’的做法呀。如果大王不明察我那愚计，一定要消灭赵国，求得一时痛快，致使我获罪，这也就是所谓‘取胜白起’一臣，而被诸侯所屈服’的做法呀，取胜一臣的威严，哪里比得上战胜诸侯的威严大呢？我听说，明君爱他的国家，忠臣爱他的名誉；灭亡的国家不可能再复原，死去的士卒不可能复活。我甘受重罪而死，也不能做一个辱军败国的将领，希望大王谨慎考虑。”秦王没有回答，转身就走了。

孙子《火攻篇》说:“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费留式战争,在孙子献兵法于吴王之前没有。吴攻楚入郢是一场真正的费留式战争,费留一说是对这场历时3年的战争的准确总结,这也是传世《孙子兵法》是孙武二次手定本的证据。吴军攻楚入郢之战双方都用了火攻,火攻是这场战争在春秋时期的重要特色,所以孙子把“费留”一段留在了《火攻篇》。孙子对费留战争的严重后果要“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的忠告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为惜费，不及时论功行赏。
《孙子·火攻》：“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曹操 注：“若水之留不复还也。或曰，赏不以时，但费留也，赏善不逾日也。”
《文选·左思＜魏都赋＞》：“朝无刓印，国无费留。” 吕向 注：“功不赏曰费留。”

《孙子兵法》有关“费留”的注释,从曹操开始,就出现了误译,之后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代代相承,一直误译至今。

张预注《孙子》言：“财竭师老而不得归，费留之谓也。”孙子指出军队战胜攻取，必须因利乘便，否则就会费财劳师，从而造成大的危险。

《孙子》”命曰费留”正义陈伟武银雀山汉简《孙子·火攻》：”．．．．．．得，不隋其功者，凶，命之曰费留。故日：明主虑之，良将随之。”①传世本作”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费留”一语，古今聚讼，汉末曹操已不甚了了。诸家诠诂，或以为指赏罚不以时，费时滞留，曹操所引或说和李荃注即如此；或谓指吝惜财费，留滞不用，如贾林注；或以为指军队费财滞留在外不归，如杜牧、王哲、张预等注。杨丙安先生《会笺》云：”’费留’：《公羊传》襄公十六年有’君若赘旖然’，’费’、’赘’形近，’留’、’旖’音同，可借为’瘤’，故’费留’或即’赘瘤’。．．．．．．’费留’盖古语，言财货耗费而师老淹留也。”＊杨先生虽提出新解为”赘瘤”，但语气不甚坚定，只是接受了杜、张注解。李零先生注：”费留，费指耗费资财，留指滞留不归。”④采杜、王、张之说。陈彭《（孙子）”命日费留”小议》亦持”赘瘤”之说，以”费”为”赘”形讹，读”留”为”瘤”⑤。今按，诸家皆以实义释”费留”，鄙意颇疑”费”可读为”弗”，当否定副词用。《说文》：”费，散财用也。八贝弗声。”

原文出自《孙子兵法》火攻篇——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慎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参考译文——
　　“打了胜仗攻取了城池，却又不巩固战果、补充实力，非常危险，这叫做“费留（白费力气）”。所以，英明的君主和睿智的将领一定要在这方面注意。没有好处就不要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用兵，不是危险就不要应战。君主不可以因为怒气而兴兵，将领不可以因为气愤而参战。符合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重新变得欢喜，怨恨可以重新变得高兴，国家灭亡了不可能重新存在，人死了不可能重新复活。所以英明的君主和睿智的将领一定要在这方面谨慎考虑。这是关系到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最高原则。”

　事实上，慎战的思想在《周易》中也得到反复的强调，战前要重视运筹计划，不可盲目用兵，如《豫》卦：“豫，利建侯行师。”。只是《周易》更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此外，《师》卦也与《孙子兵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二、孙武以兵法见吴王之前没有“费留”式战争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喜否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2]这是公元前512年,后人多以这年为孙子献兵法于吴王阖庐之年。
“费留”一词未见于《孙子兵法》之前的文字,是孙子的创造,是孙子对“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这类战争的总结。这种战争肯定对孙子个人内心触动很深,应该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战争,不然,他不会煞费苦心地创造出这么一个“费留”的词来。
《火攻篇》记载:“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不着,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是一段内在逻辑性很强的文章,可分为五层:①提出“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这类客观存在的战争问题,引出“费留”概念;②要求有发动这种“战胜”而“凶”的战争主动权和责任的“明主”“良将”思虑这“费留”式战争;③孙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战与不战,一切是否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安危而定;④指出了“费留”式战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将士战死,国家灭亡;⑤与第2层相呼应,再次要求能发动战争的“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说只有不轻易发动战争,“非危不战”,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可以肯定,这样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孙武绝对是有凭有据,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有感而发的。那么,我们能够找到孙武借以写出这段文章的战例吗?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被灭亡的国家很多。对于各类战争,《春秋》和《左传》都有记载,尤其是《左传》,所记甚详[3]。我们先查一下,在孙武献兵法于吴王阖庐之前(鲁昭公三十年),有没有“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的战争。
为此,笔者对《春秋》、《左传》所记所有战例,一一进行认真、仔细的查阅、分析。公元前512年之前,并没有孙武所说的“费留”式战争。因此断定:孙武献给吴王阖庐的《孙子兵法》中不会有“费留”一段,因为孙子绝对不会凭空造出“费留”一说。

六、费留的三条经验教训
(一)战争的性质决定最后胜负
战争的性质在春秋时期就有“有道之战”和“无道之战”之分,所以孙子把“道”列为预断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现代人常说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但在讨论一场战争的性质时,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特别是交战双方更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其性质本身是客观的。在探讨战争的性质时,有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民的支持度和战争组织者对民的态度,特别是战胜者对战败者之民的态度。一般来说,无论哪一方,如果其民能“与上同意而不畏危”,而其上则能“视民如伤”,(这个民包括被战胜者之民)的一方是“有道”和“正义”的。一场战争无论持续时间多长,最后有道者会战胜无道者,正义会战胜邪恶。
吴楚之战开始,是具有有道伐无道的性质的。直接导致这场大战的是楚相子常的索贿腐败和楚平王的昏庸腐朽,蔡、吴、唐联军用了大约4个月就战胜攻取了楚都,楚相子常和楚昭王都已外逃。入郢后,战争性质急剧变化,吴军“以班处宫”,伍子胥倒行逆施,其他人也都忙于个人复仇。蔡侯、唐侯等都是个人复仇的重要角色。蔡吴唐联军的行为与楚国君臣的无道统治相比,更为残酷和让人无法忍受。所以陈国的逢滑说“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左传·哀公元年》)可以说,吴军攻楚入郢之后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无道的战争,不仅“不修其功”,而且导致了唐国的灭亡,蔡国和吴国也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把这样一场战争定义为“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的“费留”式战争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二)战胜者不能有效自我控制是费留的直接原因
现在美国人在探讨战后控制问题。笔者认为战后控制问题,关键是自我控制和内部控制,一支战胜了敌人又失去了控制的军队无异于魔鬼。战后,虽然一方取胜,但败方的人民存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战胜者充满仇恨,并千方百计进行抵抗,以至拿他们的生命做最后的抗争。战胜者如何正确对待这种仇恨和反抗,是战后控制的核心问题。如果战胜方也像败方一样,继续对对方充满仇恨,用消灭的办法解决战败者的仇恨和反抗问题,那就会陷入泥潭。这就是为什么吴军攻下郢后,又打了十几次,且险些亡国的原因。战胜者只有严格控制住己方的情绪和行为,理解和宽恕战败者国家的人民的仇恨和反抗,真正做到“视民如伤”,才有可能逐渐化解敌意,妥善结束战争。
(三)战胜者须及时结束战争
战胜攻取后,战争的主导权掌握在了战胜者手中,如何采取措施恢复和平,恢复社会的安定,结束战争,是“休其功”避免“凶”的关键。只有让那些代表人民利益和人民认可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和地区,才能实现和平,有时这也许是“战胜攻取”者所不甚情愿的,但这是避免失败,消除凶险所必需的。孙子所经历的那场费留式战争已经过去了2500多年,孙子关于费留的那段名言也已讲过了2 500多年,但费留式战争仍在继续,想亡他人之国的人自己反而亡国,孙子所说“费留”值得握有战争主动权的人研究和三思。
参考文献:
[1]吴九龙.孙子校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左丘明.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