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轮番重现着一幅温暖的画面：父亲手提马灯，黑夜行走在泥泞的路上，医务室通向我家的茅草屋，是一条羊肠小道，遇上风雨天气，小路上便泥泞难行了。每当夜幕降临，母亲做好饭菜，便抱起我守在窗前。待蜿蜒的小道上亮起一星摇曳的灯火，那便是父亲背着药箱，踽踽而归了。
　　“爸，爸爸——”透过风中呼啦啦作响的塑料布窗户，我将双手圈成喇叭，放声出去。父亲的马灯顿时剧烈晃动，光点也就越摇越大，我猜他一定是在黑夜里奔跑了……
　　记忆中的另一幅画面，是母亲坐在土墙门外面，一丝不苟地擦拭马灯。灯罩被取下来，用棉布蘸着碱水，擦干净后晾晒在太阳底下。接着取出剩余的煤油，拆卸灯架仔细擦洗。经母亲擦过的马灯通体明亮，宛若新买来的一般。当时，人们通常使用的是那种玻璃瓶自制的油灯。马灯尚属奢侈品，最初是由母亲赠于父亲的。
　　很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说，她也曾是医院里的护士，父亲则是一名队医。由于常常送病号到医院，两个人慢慢地熟识起来。母亲就是在那时送马灯给父亲的，说是夜里路黑，怕他掉进沟里去。其实，母亲送出的不光是一盏灯，还有一双穿过黑夜抚慰父亲的温暖的手。
　　我们家祖籍上海，父亲早年就读于震旦大学，主修儿科医学。一场“反右”运动将他送往偏僻的农场，成了一名赤脚医生，终年奔波在田间、地头、百姓人家。我还记得那样一个风雪之夜，生产队跑了一头水牛。看管牛棚的人不敢怠慢，手持鞭子追赶出去。结果，水牛顶翻了那个人，牛角深深刺穿了他的身体。
　　当我家的柴门被雷鸣般拍响，父亲披衣下床，拎起马灯一头扎进茫茫雪夜。母亲取一件棉衣紧随其后。后经母亲描述，牛角顶入到伤者的胸部，折断的肋骨插进了心脏，鲜血染红了大片积雪。父亲冷静地为其注射强心剂，毅然对着血淋淋的伤者做人工呼吸。四个壮劳力拆来一块门板，抬着伤者匆匆送往总场医院。这一路上十多里地，随行的父亲一直没有间断过做人工呼吸。伤者奇迹地般脱离了危险，父亲则晕到在地上……
　　很多年过去了，印象中的马灯不仅陪伴着父亲救死扶伤，还照耀他在夜里孜孜不倦地读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父母双双返城，而父亲却在返城后与世长辞。三年后，母亲也卧病在床，不久便追随父亲离去。临行前，母亲把父亲的旧马灯交到我的手上。
　　烦忧之时，点燃马灯，火光闪闪，一切的喧嚣便逃遁了去。（许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