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处于历史转折点的划时代人物荣西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荣西两度入宋，第二次入宋，在宋四年零四个月，1191年回国。荣西得禅宗临济宗黄龙派单传心印，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及其功效。荣西回国时，在他登陆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撒下茶籽。荣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种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现了名为“石上苑”的茶园。他还在九州的圣福寺种了茶。荣西还送给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将其种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长，所产茶的味道纯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们将拇尾高山茶称作“本茶”，将这之外的茶称为“非茶”。
荣西回国的第二年，日本第一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权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团首领——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转移到镰仓。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将军源实朝醉酒，荣西为之献茶一盏，并另献一本誉茶德之书《吃茶养生记》。《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用汉文写成，开篇便写道：“茶也，末代养生之仙药，人伦延龄之妙术也”。荣西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体验和见闻，记叙了当时的末茶点饮法。由于此书的问世，日本的饮茶文化不断普及扩大，导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荣西既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自荣西渡宋回国再次输入中国茶、茶具和点茶法，茶又风靡了僧界、贵族、武士阶级而及于平民。茶园不断扩充，名产地不断增加。
荣西之后，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禅宗系流，一是律宗系流。禅宗系统包括荣西及其后的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律宗系统则有西大寺的睿尊、极乐寺的忍性。饮茶活动以寺院位中心，并且是由寺院普及到民间，这是镰仓时代茶文化的主流。
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筑前崇福寺开山者南浦绍明禅师，自宋归国，获赠径山寺茶道具“台子”（茶具架）一式并茶典七部。“台子”后传入大德寺，梦窗疏石国师率先在茶事中使用了台子，开点茶礼仪之先河。此后，台子茶式在日本普及起来。
镰仓时代末期，上层武家社会的新趣味、新娱乐“斗茶”开始流行，通过品茶区分茶的产地的斗茶会后来成为室町茶的主流。

二） 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公元1333—1573，受宋元点茶道的影响，模仿宋朝的“斗茶”，出现具有游艺性的斗茶热潮。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豪华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与宋代文人们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阶层，斗茶是扩大交际、炫耀从中国进口货物、大吃大喝的聚会。到了室町时代的中后期，斗茶内容是更复杂、奖品种类也更多，据记载有茶碗、陶器、扇子、砚台、檀香、蜡烛、鸟器、刀、钱等。比起中国宋代的斗茶来，室町时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艺性，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艺性的的特点决定的。摆弄进口货，模仿宋朝人饮茶，是一件风雅之事。当然，在室町时代的斗茶会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会。室町时代的斗茶经过形成、鼎盛之后，逐渐向高级化发展，为东山时代的书院茶准备了条件。
公元1396年，38岁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让位于儿子义持。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边兴建了金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北山文化”。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长秀、今川氏赖、伊势满忠协主持完成了武家礼法的古典著述《三义一统大双纸》，这一武家礼法是后来日本茶道礼法的基础，而观阿弥、世阿弥父子草创了能乐。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了银阁寺，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东山文化。东山文化是继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个繁荣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由娱乐型的斗茶会发展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东山时代初步形成的。在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造的东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银阁寺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同仁斋。同仁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铺满的，一共用了四张半。这个四张半塌塌米的面积，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设计，为日本茶道的茶礼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把这种建筑设计称作“书院式建筑”，把在这样的“书院式建筑”里进行的茶文化活动称作“书院茶”。书院茶是在书院式建筑里进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庄重地为客人点茶的茶会。没有品茶比赛的内容，也没有奖品，茶室里绝对安静，主客问茶简明扼要，一扫室町斗茶的杂乱、拜物的风气。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在“书院茶”时代基本确定下来。书院式建筑的产生使进口的唐宋艺术品与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禅院茶礼变成了纯日本式的跪坐茶礼。书院茶将外来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东山文化为中心的室町书院茶文化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足利义政的文化侍从能阿弥（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通晓书、画、茶。 在能阿弥的指导下，当时所进行的点茶法是一种“极真台子”的茶法。点茶时要穿武士的礼服——狩衣，点茶用具放在极真台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发，动作的顺序，移动的路线，进出茶室的步数都有严格的规定，现行的日本茶道的点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能阿弥不愧是室町时代的一位划时代的大艺术家，他一生侍奉将军义教、义胜、义政三代，一扫斗茶会的奢靡嘈杂，创造了“书院饰”“台子饰”的新茶风，对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推荐村田珠光作足利义政的茶道老师，使得后者得以有机会接触“东山名物”等高水准的艺术品，达成了民间茶风与贵族文化接触的契机，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书院贵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会、交流，为村田珠光成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提供了前提。如果说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弥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驱。
应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种由一般百姓主办参加“云脚茶会”诞生，云脚茶会使用粗茶、伴随酒宴活动，是日本民间茶活动的肇始。云脚茶会自由、开放、轻松、愉快，受到欢迎，在室町时代后期，逐渐取代了烦琐的斗茶会。
在饮茶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兴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馆邸举办大型“淋汗茶会”，邀请安位寺经觉大僧正为首席客人。淋汗茶会是云脚茶会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来成为珠光的高徒。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风格，这种古朴的乡村建筑风格，成为后来日本茶室的风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岁时进了属于净土宗的奈良称名寺做了沙弥，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赶出了称名寺。之后，他来到京都，19岁时进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称一休庵），大德寺是著名的临济禅宗的寺院。珠光跟一体宗纯（1394—1481年）参禅，获得一休的印可。他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独特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种饮茶娱乐形式提高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珠光完成了茶与禅、民间茶与贵族茶的结合，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夯实了基础、完善了形式，从而将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日本茶道宗师武野绍鸥（1502—1555年）承先启后。大永五年（1525年），武野绍鸥从界町来到京都，师从当时第一的古典学者、和歌界最高权威、朝臣三条西实隆学习和歌道。同时，师从下京的藤田宗理、十四屋宗悟、十四屋宗陈（三人皆珠光门徒）修习茶道。他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中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纯净、典雅的思想导入茶道，对珠光的茶道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日本茶道的进一步民族化、正规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武野绍鸥的另一个功绩是对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响。
室町时代末期，茶道在日本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

（三） 安土、桃山时代
室町幕府解体，武士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群雄中最强一派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系统。群雄争战，社会动乱，却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发达，融艺术、娱乐、饮食为一体的茶道便受到空前的瞩目。宁静的茶室可以慰藉武士们的心灵，使他们得以忘却战场的厮杀，抛开生死的烦恼，所以，静下心来点一碗茶成了武士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战国时代，茶道是武士的必修课。
千利休（1522-1592年）少时便热心茶道，先拜北向道陈为师学习书院茶，后经北向道陈介绍拜武野绍鸥为师学习草庵茶。天正二年（1574年）作了织田信长的茶道侍从，后来又成了丰臣秀吉的茶道侍从。他在继承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的基础上，使草庵茶更深化了一步，并使茶道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还原到了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利休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是一位伟大的茶道艺术家，他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镰仓时代，日本接受了中国的点茶道文化，以镰仓初期为起点，日本文化进入了对中国文化的独立反刍消化时期，茶文化也不例外。镰仓末期，茶文化以寺院茶院为中心，普及到了日本各地，各地都出现了茶的名产地。寺院茶礼确立。总之，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期，日本吸收反刍中华茶文化，民族特色形成，日本茶道完成了草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