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震重建，有两段建筑师刘家琨的言论，前后相隔两年。仔细读来，字里行间有很多不同。
2006：“良心是一种平常心”
2006月6月5日，在以“创新和责任”为主题的“青浦新城大师论坛”上，刘家琨谈到“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的问题”。首先，以特有的风格，他绕着这个听起来很严肃的问题打了个转，把听众先闪了一下:“天气这么好，本来不太想谈建筑的，但点名说几句…”
接着，并不摆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先指出别人的偏见：“我觉得现在媒体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如果是政府工程就看看再说；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就减分；如果是学校教育园区就加分；如果是新农村住宅、希望小学就大加分。”
针对这些偏见，刘家琨强调的是现实的复杂性：“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政府工程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领导意志或者好大喜功问题，但是政府工程确实是公共工程；房地产工程肯定是房地产商处于经济利益而推动开发，但是它也确实解决了中国很多人居住问题；教育园区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问题，但那是一笔如火如荼的好生意，比开百货公司还好；更看起来没有问题的是新农村住宅或者希望小学，我们也在积极地参加，但正因为参加，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已经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很简单的弱势关注秀——明明可以花5万块钱改建一个房子，再花10万块钱资助上学。非要花20万新盖一个…”
只有一个有丰富社会阅历，并深入了解建筑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建筑师才能里外分析得这么透彻。而与此同时，这些话也体现出建筑师的一种豁达，甚至有点“世故”的职业态度——是的，那些被社会舆论怀疑为“坏”的项目，其实有好的一面，而那些“好”项目背后可能有一堆问题，但接下来怎样？看穿这一切价值和问题复杂性的建筑师该如何相应地展开自己的工作？很可惜，刘家琨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在随后的言论中，他似乎在建议采用一种超脱的态度——既然“好坏”项目都各有价值和问题，那我建筑师就对一切建筑与道德的问题都看得淡、看得开些吧。建筑师只需要专注于建筑产品本身。在超脱的建筑师手里，高质量的建筑作品可以绕开对社会意义复杂性的更广更深的探讨，可以超越当下的价值和问题的纷争，可以超越时代，进而超越历史——
——刘家琨接下来谈到历史：“建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它的寿命很长…故宫是为永乐皇帝一个人修的大四合院，苏州园林是为富豪修的院子，但到了现代它们都变成了人类财产。所以建筑会面临时代的变迁。财富的所属、权力所属是会变的。财富是流动的，不管现在的财富在谁手里，所有的财富都是社会的财富。所以不要简单地根据建筑师现在做的项目讨论他的道德和良心。”——虽在谈历史，但刘家琨这里几乎展示出一种反历史的态度。不错，某些历史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其社会意义确实发生了变化，但问题是一个在“此时此地”工作的建筑师，该如何判断自己当下作品的社会意义呢？还是就不判断，一味地做做做，指望产品留到今后的历史中被自动赋予意义？
最后，刘家琨终于推出了自己对“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的问题”的解答：“我认为，本质上建筑是用无言的物质在具体的场所为被动的大多数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建筑师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的责任如果在自己的专业里面，他就应该善待这些财富，使这个财富能够达到最佳的性价比。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只有一个局部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用局部的正确性去考虑一些事情。如果谈到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首先不要作简单的项目性的判断。良心的事情不是在你的工作当中用来展示的，良心是一种平常心。”
这是一个有力而均衡的解答，但其中许多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究：当建筑师的实践同时在很多层面上与社会发生复杂关系时，建筑师最关心的是在哪些层面的关系上做到“真实”，是政治、经济、还是美学上？这里不同的回答将直接导致对后面一系列问题的不同回答：“财富”如何才算“善待”？建筑师要达到哪一个利益方的“最佳性价比”？他处在哪个立场上的“局部的正确性”？“建筑师的良心”不是用来在工作当中展示的，那究竟如何或能否在工作中体现？
一方面，建筑师作为狭义的职业工作者，他的“平常心”可以理解为不夸张，不教条，因地制宜，以敏感、耐心和技巧，珍惜和利用“此时此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将它们结晶为高质量的建筑作品——这正是刘家琨的建筑作品令人感动的原因；而在另一方面，建筑师作为广义的知识分子，当他的工作深深地卷入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时，当他以特有的角度观察到、甚至参与到大量政治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不合理和不公正时，他的“平常心”还能“平常”到什么地步？
刘家琨这段谈话，涉及到一系列值得当代中国建筑师深思的问题。可惜，在那样的发言场合中，在过于练达的谈吐中，这些重要问题，没能被当成问题打开，激发同行进一步探讨，而是被一个泛泛的“平常心”提议——而不是深入的分析和批评——给掩盖了。
2006：“良心是一种平常心”
2006月6月5日，在以“创新和责任”为主题的“青浦新城大师论坛”上，刘家琨谈到“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的问题”。首先，以特有的风格，他绕着这个听起来很严肃的问题打了个转，把听众先闪了一下:“天气这么好，本来不太想谈建筑的，但点名说几句…”
接着，并不摆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先指出别人的偏见：“我觉得现在媒体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如果是政府工程就看看再说；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就减分；如果是学校教育园区就加分；如果是新农村住宅、希望小学就大加分。”
针对这些偏见，刘家琨强调的是现实的复杂性：“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政府工程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领导意志或者好大喜功问题，但是政府工程确实是公共工程；房地产工程肯定是房地产商处于经济利益而推动开发，但是它也确实解决了中国很多人居住问题；教育园区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问题，但那是一笔如火如荼的好生意，比开百货公司还好；更看起来没有问题的是新农村住宅或者希望小学，我们也在积极地参加，但正因为参加，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已经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很简单的弱势关注秀——明明可以花5万块钱改建一个房子，再花10万块钱资助上学。非要花20万新盖一个…”
只有一个有丰富社会阅历，并深入了解建筑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建筑师才能里外分析得这么透彻。而与此同时，这些话也体现出建筑师的一种豁达，甚至有点“世故”的职业态度——是的，那些被社会舆论怀疑为“坏”的项目，其实有好的一面，而那些“好”项目背后可能有一堆问题，但接下来怎样？看穿这一切价值和问题复杂性的建筑师该如何相应地展开自己的工作？很可惜，刘家琨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在随后的言论中，他似乎在建议采用一种超脱的态度——既然“好坏”项目都各有价值和问题，那我建筑师就对一切建筑与道德的问题都看得淡、看得开些吧。建筑师只需要专注于建筑产品本身。在超脱的建筑师手里，高质量的建筑作品可以绕开对社会意义复杂性的更广更深的探讨，可以超越当下的价值和问题的纷争，可以超越时代，进而超越历史——
——刘家琨接下来谈到历史：“建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它的寿命很长…故宫是为永乐皇帝一个人修的大四合院，苏州园林是为富豪修的院子，但到了现代它们都变成了人类财产。所以建筑会面临时代的变迁。财富的所属、权力所属是会变的。财富是流动的，不管现在的财富在谁手里，所有的财富都是社会的财富。所以不要简单地根据建筑师现在做的项目讨论他的道德和良心。”——虽在谈历史，但刘家琨这里几乎展示出一种反历史的态度。不错，某些历史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其社会意义确实发生了变化，但问题是一个在“此时此地”工作的建筑师，该如何判断自己当下作品的社会意义呢？还是就不判断，一味地做做做，指望产品留到今后的历史中被自动赋予意义？
最后，刘家琨终于推出了自己对“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的问题”的解答：“我认为，本质上建筑是用无言的物质在具体的场所为被动的大多数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建筑师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的责任如果在自己的专业里面，他就应该善待这些财富，使这个财富能够达到最佳的性价比。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只有一个局部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用局部的正确性去考虑一些事情。如果谈到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首先不要作简单的项目性的判断。良心的事情不是在你的工作当中用来展示的，良心是一种平常心。”
这是一个有力而均衡的解答，但其中许多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究：当建筑师的实践同时在很多层面上与社会发生复杂关系时，建筑师最关心的是在哪些层面的关系上做到“真实”，是政治、经济、还是美学上？这里不同的回答将直接导致对后面一系列问题的不同回答：“财富”如何才算“善待”？建筑师要达到哪一个利益方的“最佳性价比”？他处在哪个立场上的“局部的正确性”？“建筑师的良心”不是用来在工作当中展示的，那究竟如何或能否在工作中体现？
一方面，建筑师作为狭义的职业工作者，他的“平常心”可以理解为不夸张，不教条，因地制宜，以敏感、耐心和技巧，珍惜和利用“此时此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将它们结晶为高质量的建筑作品——这正是刘家琨的建筑作品令人感动的原因；而在另一方面，建筑师作为广义的知识分子，当他的工作深深地卷入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时，当他以特有的角度观察到、甚至参与到大量政治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不合理和不公正时，他的“平常心”还能“平常”到什么地步？
刘家琨这段谈话，涉及到一系列值得当代中国建筑师深思的问题。可惜，在那样的发言场合中，在过于练达的谈吐中，这些重要问题，没能被当成问题打开，激发同行进一步探讨，而是被一个泛泛的“平常心”提议——而不是深入的分析和批评——给掩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