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台湾“9•21”地震，1546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毁损，之后三年多时间的“新校园运动”，建造出40多所抗震性能更好且各具特色的新校园。谈及这次地震，建筑师谢英俊说：“重建就是这代人对未来的想象”。而在汶川这片被瞬间“归零”的土地上，我们的想象有崭新城市、有风情羌寨、有欧化小镇；但这样的想象，更该有坚固的校舍，更该有高效的医院，还该有透明行政，有文化的共识、社区的再造……这才是在打破的基础上孕育未来的新生，这才是整个灾区从内到外的涅盘。
　　不能忘记，那些坚韧不屈的力量，那些有担当感、有责任心、有行动力的公民。记住他们，就是要记住，人民中蕴藏磅礴之力，这是推动时代前行的根本。
　　因为汶川地震，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民元年”。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从日常中抽身而出奔往灾区；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走进银行把钱转入一个陌生的“爱心账户”。NGO组织蔚为大观，志愿精神蓬勃生长，“汶川一代”走上历史舞台。当责任低语“你应该”，每个人都能大声回答“我能够”，这或许就是“公民”一词更深刻的内涵。
　　如果说，灾难激活了一个民族最强烈的情感，那么，灾后更漫长的时间，更需要这种情感从“非常”到“日常”的转化。虽然芦山地震，再次检验了这种公民精神的成色，但是在这5年里，我们也经历着“小悦悦事件”的道德拷问，也经历着“不敢跟陌生人说话”的信任危机，更有毒奶粉、地沟油等造成的不安全感。危难之际，人往往能都把自己看成命运共同体的一员，犹如被唤醒一样跳出小我，展现富有人文情怀和历史担当的心灵。这样的精神气质，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焕发，无疑将是一个民族的更生。
　　回望汶川地震，也是为了记住这种精神。我们憧憬那种“从下水道到臭氧层到太空垃圾”无所不包的公共生活，但我们的志愿服务很多却还打着行政的烙印，社会组织从注册、培训到管理，仍面临诸多问题。

　　这或许是五年前那场荡气回肠的抗震救灾最该被发扬的遗产，以更多顶层设计、更细末端治理，还权于民、放权于社会，才能如5年前的特殊时期那样，形塑更通畅、更合理的政府、社会和个人之关系。
　　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权利在心理封存那段满是泪水的记忆，都没有义务背上道德或是人心的重负。个人有忘记的权利，然而，国家和社会却有记住的义务。
　　记住那些曾经哀恸的生命犹如记住那些被供奉起来的楷模，记住那些让人震痛的问题犹如记住那些鲜花着锦的“奇迹”，记住那些野火般燎原的公民精神犹如记住那些宏伟壮丽的“大词”……只有这样，“多难兴邦”的才能解为“多有磨难”而不是“多么困难”。
　　墓草青青，劫后余生者，哪怕是望向北川旧城的一眼，也有着整个沧海。5年，遗忘可能疯长，记忆可能荒芜。即便是有庄严的典礼，即便是有隆重的活动，如果没有真正的记住，又谈何纪念？
　　记住，并且向前走——这才是许以汶川五年的最好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