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问中国电视人：陈虻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孙金岭:你来之前干什么工作呢？
陈虻: 我是1985年1月到中央电视台的，先是在周刊栏目《人物树林》当记者，然后参与制作《观察与思考》。
孙金岭:为什么想到要到《生活空间》这个栏目呢？是因为这片天地更大吗？
陈虻:我记得当时《东方时空》的创办者和负责人的孙玉胜主任找我谈话，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请你来《东方时空》。"一个"请"字，真地让我很激动，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本事值得孙主任来请。孙主任给了我三个选择:一个是做《东方时空》所有栏目的总制片，换句话说就是大管家，负责所有栏目整体形象的策划、包装、营销和对外宣传，以加强栏目的统一协调和管理。《东方时空》的横空出世，完全是建立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制上的，她在中国电视新闻界率先实行了制片人制，相应的在经费上也采用了承包性质的新模式，但是孙主任他们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把眼光瞄准了下一步的改革上，就是最终使《东方时空》实行公司化运作，实行彻底的制播分离。1993年时，孙主任就提出了这个大胆的设想，而这个设想直到今天看来都是具有前卫意识的思路。虽然当时那种环境未必能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需要有人去做筹备工作，孙主任跟我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去筹备这个公司。第三个选择，就是到《生活空间》做制片人。

孙金岭:你最终选择了到《生活空间》去，是什么理由呢？
陈虻:我想，自己是做节目出身的，干栏目的制片人可能更胜任一些，另外我也有个特别朴实的想法，觉得自己还年轻，希望能有事干，而这个栏目每天都要播出一集节目，意味着每天都有事干，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乐趣，我喜欢忙碌。

孙金岭:为什么说《生活空间》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呢？
陈虻:当时大家对"生活"这个内涵的直观理解是日常生活，《生活空间》实质上就是服务性节目，包括提供服务资讯什么的，她参照的模式是《为您服务》，希望把服务性内容的东西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而《为您服务》这类节目，是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到了90年代，类似的栏目在中国的各个媒体、各个电视频道上至少有100多个，《东方时空》再播一个《生活空间》的"为您服务"，可想而知它的处境是什么样子了－－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它没有一种存在的必然理由，因而也就成了几个栏目相继成熟了的《东方时空》中比较蹩脚的一块。
但是路在何方？大家都在苦苦地寻找。我想，换一下制片人，也算是一种探索的办法吧。
孙金岭:你出任《生活空间》的制片人时，多大年纪了？
陈虻:不到32周岁。

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
孙金岭:32岁就承担《生活空间》栏目制片人的重任，想必你当时的压力一定不小吧？
陈虻:是，当然更有信心。对于制片人这个职位，当时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荣誉感，直觉告诉我实行制片人制度应该是中国媒体体制改革一个具有代表性和方向性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判断呢？因为它实际上解决了一个具体的管理体制问题。以前科组长的权限是只管节目内容，没有人权，也没有财权。而制片人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是这个称谓下赋予你的人、财、节目权集于一身的管理模式。比如某个题材需要去西藏，但机票很贵，如果觉得值得去做，并且有经费保证，就可以动身前往；某个节目在北京就能制作，那就省下钱来作为对大家的奖励，这样的管理运作模式，不仅使一线具体的管理者在节目制作上具有了极大的灵活性，可以使栏目的运作更加符合节目生产的内在规律。所以我当时的荣誉感是发自内心的，我想如果将来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真实行了这一步，那么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我们算是开先河的人了，真地是很自豪的事情。

孙金岭:所以你虽有压力，更有信心？
陈虻:应该是吧。当时也没有想能做成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好好干，别辜负了大家的一片期待和信任。坦率地讲，压力更大。因为其它三个栏目都做得风风火火的，而你却不温不火。记得每次开大会，台领导或者是部门领导讲话，《生活空间》总是领导发言中最后一个提到的栏目，而且是一笔带过就不再说了，当然它也确实没有人们值得讨论或者值得褒扬的东西。这种情况无形中又让《生活空间》的人有些抬不起头来，甚至有人对我说他到别的办公室都不好意思用人家的电话，连这点自信都没有。这就是当时《生活空间》的现状。

孙金岭:面对这个现状，你首先是从何入手加以解决的？
陈虻:上任前后，我看了20多天的《生活空间》。我一直在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不好或者说人们不接受它。
《东方时空》在中国电视界首创了招聘人员的人事体制，但实际上很难招纳进来有制作经验的合格人才，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敢从原单位辞职，到这儿来打工啊？可以说，《生活空间》的这支队伍实际上是由一群对电视有兴趣、但却没有经过训练或者没有从业经验的人员组成的，正是因为如此，制作水平低就成了妨碍它进步的一个症结。
第二个症结就是栏目的定位没有独特性。栏目定位必须独特，独就是别人没有你有；特，就是你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用足，发挥得淋漓尽致。《生活空间》栏目还不具备这种定位，不独，什么都有，也不特，不知道做成极致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栏目需要重新定位了。

孙金岭:你对栏目的定位是如何思考的呢？
陈虻:在接手这个栏目的时候，领导有具体的要求，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是服务性，不能改变这个功能，一把它新闻化了或者社会化了，就可能与《东方之子》和《焦点时刻》撞车，复制出同类产品。第二是整体切碎，就是为了体现《东方时空》整体节奏的变化，在其他三个栏目都形成固定的块状结构的同时，《生活空间》的八分钟时长要切碎成几个小板块。我就是带着这两个明确的要求，进入《生活空间》的，也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我当时的确没有想去怎么改造《生活空间》，但是我对"服务性"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与其说关心人的生活能力，不如说更需要关心人的思想和情感，或者与其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服务，不如说中国人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服务。这也是我对生活的判断。生活不仅仅是炒菜、做饭，其实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养。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的人文教养水平呢？

孙金岭:这个理念你一上任就灌输到具体的节目创作中了吗？
陈虻:不是。上任伊始我一直在研究怎么完成"服务性"和"切碎"的这两个基本要求，并在这个基本框架中一边保证日常播出一边进行改版。这期间大家挖空心思，想了无数个改版方案，光形成文字的完整方案就有九个！而这九个方案又都是不一样的，你想你得有多少个想法才能写出九个改版方案啊，两个月一共60天，平均六天多一个，几乎是一星期一个！由于是边播边改，完全跟筹备是两个概念，根本没有时间去循规蹈矩地做事，当然也少了更多逐层报批、来回折腾、反复推敲的程序，大家抓住一个想法就尝试，尝试有效果就发展，不行就放弃拿掉，再想新的。那期间，真有一种"只争朝夕"的感觉。

孙金岭:这个《老百姓》就是后来名声鹤起、"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的雏形吗？
陈虻:对。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摸索，我们发现公众对《老百姓》这块关注度比较高，在大会小会上领导也开始议论和评价《生活空间》了，而且在几个小栏目里《老百姓》被提及最多。不管人们说好还是说不好，被关注就说明有变化有改进有提高，我就是从这种社会评价的角度开始意识到这个栏目是有值得关注的价值的。
当时孙玉胜主任因创办《东方时空》已经累垮了，胃出血住进了医院。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把我的想法跟玉胜主任说的。我说《老百姓》这块比较受关注，能不能把这块都放大成整个《生活空间》，直接把它伸腿变成一个完整的片子？玉胜考虑后表示可以试试。我回来以后当即就把这设想推出了，推出的那天是10月8号，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思索与提炼，11月18号那天打出了延用至今的标板－－"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从7月14号上任到11月18号历经四月零四天，栏目的定位最终得以确立。
孙金岭:当"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这句经典的栏目定位语推出时，你是不是很激动？
陈虻:不仅仅是激动，还有期待。

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孙金岭:"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一推出，就得到观众的认可了吗？
陈虻:观众开始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认可则是以后的事情。比如刚开始播的时候，别人的反应先不说，连我父亲都问我:"你这个片子想说明什么？"这就是观众的一种思维定式，他总是要在里边找到一个你要说明什么的问题。其实我们只是想把我们看到的，认为有意味的、有价值的、有趣的东西呈现在观众面前，你觉得它说明了什么，它就说明了什么。《生活空间》所要表达的就是对每个人的尊重。我想这种创作的态度和理念，在九十年代初中期，不仅对于观众，对于当时的中国的传播媒体来说，坦率地讲应该是比较独特和前卫的。正因为如此，再加之以每天一集的播出频率，在中央电视台最有传播力的媒体里，《生活空间》搭乘着《东方时空》强劲的东风，一下子就撒向了全国各地。类似的节目随后在各个电视台被相继克隆，出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为什么人们会模仿着去做呢？因为有观众愿意看了。

孙金岭:这种创作理念是一直贯穿在《生活空间》走过的八年中吗？
陈虻:应该说是这种理念在《生活空间》走过的八年中进行了不断地完善。记得在94年的5月1号《东方时空》开播一周年的时候，《中国电视报》拿出一个整版，要求《东方时空》的每个制片人写一句话。有的栏目写"我们每天都在播出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有的人写"我们辛苦365天，就是为了您能快乐"，而我为了写这句话很认真地想了很长时间，就像我想"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那样，它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语，它其实凝练了我们很多的理念，于是我写了这样一段话:"《生活空间》所要表达的是对每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以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这是我对这段工作的一种体会。我们每天拍一个人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想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是需要以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我们为什么要表达这种尊重？因为我们要追求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我们在展示别人存在的同时，也就肯定了对每个个体存在意义的尊重。

孙金岭:这种尊重会不会是一种虚拟的东西而让人无法知晓不好理解呢？
陈虻: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触手可摸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一定是建立在人和人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尊重别人首先是建立在尊重自己的基础上的。记得有一次我们拍一些卖花的女孩，这些女孩就问:"你们拍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可以值得拍的？"这话是很随意的，但是这句话透视出来的则是公众对媒体的一种态度－－我的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这就是人们固有的一种观念，人们觉得值得关注的是有名的人，值得关注是那些重要的事件，我们这些黎民百姓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被别人关注的呢？其实我们所要体现的就是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用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唤起他们对自己的尊重。每个人都学会了尊重自己，也就懂得了尊重别人，也懂得了尊重这个社会。这就是一种人文教育，这就是人作为人的一种精神，一种最基础的、最本质的理念，而我们从事的就是一种全民都需要有意识培养的人文教化。
所以我的那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当时我对这个栏目的指导思想，而这种理念与思想又是在干的过程中逐渐提炼出来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孙金岭:这种理念在后来的创作中变化大吗？
陈虻:到了96年的时候，我发现这种人文教化的东西，已经开始了一种重复。因为在拍摄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在这个普通人的身上看到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提练升华起来无非就是人生的哲理、生存的哲学，拍张大爷和拍李大妈虽然生活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但结论却是一样的。由此我忽然有了一种危机感:其实我们对生活态度和生活哲理的认识是有限的，尽管它所承载的人和生活不一样，但是它最终表达和传递出来的东西是相通的或者相似的，是在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只不过是越做越精致，从这个人身上换到那个人身上而已。这个栏目再这么做下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于是我经过思考，提出一个新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飞速变化的大时代社会背景下，实现人文关怀，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孙金岭:这个定位和原来的定位有何不同呢？
陈虻:原来我们做人文教化，现在我们是在记录历史。为什么要转向记录历史呢？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每个人的生存当中其实都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会的观念、社会的道德、社会的伦理、社会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着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又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风貌。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拍摄、去记录人的话，就是在记录这个社会的一种变化状态。而这样的事件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它的变化每天都是新鲜的，有着无限发展下去的空间和理由。记录历史，这是何等庄严而神圣的职责呀！当把栏目定位在这个目标时，大家不仅感受到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意义，同时也找到了栏目发展的出路，并不是说越拍越没的拍，而是越拍越好拍，越拍越应该有的拍。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对《生活空间》的评价都是"我们应该永远说我们还没有拍好，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表象的真实更深切地透视出生活本质的真实，我们还需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