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杰人灵
由桂林西行30公里有一个两江镇。
两江镇是临桂县的四大集镇之一，集镇东可达桂林市，南至永福县，西通百寿镇，北可抵龙胜县。县境内最大的河流——义江，纵贯镇域南北，沿江两岸，阔野桑田，阡陌烟村，青山秀岭罗列有致，清晨朝霞似锦，傍晚夕阳如织，江面轻舟摇荡，沿岸绿树成荫。
胜地钟灵毓豪杰。李宗仁先生故居就座落在这风兴秀丽的义江河西的 （lang）头村。当年的“桂系三杰”中，李宗仁故居 头村，黄绍竑故居容县山嘴村，白崇禧故居临桂县山尾村，这三个村名中的“头”、“嘴”、“尾”，正好与李、黄、白在军政中的地位巧为对应。李宗仁的德，黄绍竑的谋，白崇禧的智，三人在军政中配合如一，各当一面，构成了当年新“桂系”缺一难为的整体，他们从1925年联合统一广西，至1949年各奔东西，三人之间的默契合作，一直是蒋介石的心患症结。
由于出生地与地位的合璧，时人有“李为头，黄为嘴，白为尾”之说。三杰故里均与“山”有关，“山嘴”、“山尾”显面易见，而“ 头”中的“ ”字，则是“山林田地”合谓的地方造字。因而，李、黄、白三人便成了传说中有“上苍”作“靠山”的人物，这尽管是“出地定位”的巧合，但不也是“地灵人杰”之所在吗？
位于桂林至泗顶国防公路旁的李宗仁故居，座西北朝东南，背依的天马山（又名马鞍山），山势峻峭巍峨，近看似长啸战骑，远望如行空天马，山麓清溪绕流，山上林木葱笼，云蒸霞蔚，宅第正面视野开阔，远山连亘，势若游龙，左有形似战鼓的古定山，右有状如帅令旗的肖家山，形势天成，为堪舆家所称道。加上建筑正立面（东南立面）造型，以中部院墙为界，两边对称，比中间约高出一半，轩昂的门楼、恢宏的院墙、起翘的码头墙，与背景中的天马山相映响应，浑然一体，在玄妙的自然景观中，显示出深远的意境。更巧的是，李宗仁在军中以精骑善驭、能征善战驰名，如是天人同辙。
该建筑更以风水取胜而瞩目一方。传统的建筑风水学说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并且其特性与物体形似的动物相一致，居住人家若背依龟状的山峦，就能像龟一样，享受长寿之乐。而李宗仁故居背依的山脉形似战马，主人便奠定了能驰骋疆场，并像马一样，豪放称雄，勇猛而又谦和，尽管在历史长河中，评论家们对堪舆学说褒贬不一，但堪舆学对建筑与城市模式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客观存在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
无论是顺应“天意”或是“因时获利”，出生农家的李宗仁果真文武兼得，军政相济，称雄民国。他24岁由排长起步，开始戎马生涯，六年间便一跃而成“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军”司令，期间，1921年一年内，由营长升统领，再升司令，连升三级，据说正应了一位星相家的预言。此时李宗仁故居正在进行第一期扩建。
在军事上，李宗仁统兵领将，历经征讨龙济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在护法战争后统一了广西，1926年，作为北伐战争的发起人之一，他率领第七军攻克长沙，拔取岳阳、占领武昌、进驻南京，屡战屡胜，名声大振。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先生发表了鼓舞军民抗日斗志的《焦土抗战论》，1938年3、4月间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并督战前线，取得了名震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推毁了日本侵略军最精锐的板垣、矶谷两师团，歼敌11，984人。
1925年李宗仁受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以后，历任北伐军第七军军长，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辕主任等要职。
1948年4月，“民国行宪大”会仪中，李宗仁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颇具实力的竞选对手孙科，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1949年1月，民国总统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便在这“民国”与“共和国”的政权交替之际，作了一载的“代理国君”。民国政权崩溃，李宗仁飘泊海外。1965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魂牵故里十六年的李先生，回到了华夏大地，一时轰动国际政坛。
沧桑“三朝”（清、民、共和），李宗仁先生尽管战功卓著，政见却误入歧途。1923年他加入国民党时“救斯民于水火，垂功名于青史”的抱负，终未能经手实现，年逾古稀，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两江 头村这片土地上，便实实在在地留下了他军旅宦途沉浮的足迹。

安乐第和将军第是李府成员的起居室。两第中几乎包括了农家起居必须的一应设施，“两第”由四个小单元组成，各小单元前、后、左、右既互为串通，又便于隔断干扰，使用十分方便。关闭侧门即可各自为家，自成—体，但从粮油库、碾米间、小厨房、餐厅等设施的分散布置上看，两第单元则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李宗仁弟兄五人，建设“两第”时，在家的有宗唐、宗义、宗尧、宗蕃兄弟四人，若兄弟分家，每人占一小单元，正合分配。当年李宗唐扩建房屋时．看来不无这样的考虑。但作为独尊一方之家，李宗唐分门设户的思想是不宜外露的，这是维护家庭威望的需要。也是对外显示家庭实力的需要。于是，各种配套设施便分散设置到了各个小单元中。
三进客厅的主要功能是接待宾客和防御，临路边的院墙沿水平方向，每间距3.4米，设有一个枪眼。院内走廊宽1.7—2.1米，侧廊宽2.7—4.5米，通廊回环，气势雄伟，一式的等尺寸五开间，造就了建筑鳞次栉比之势，于威严之中显示出了动人的宁静与博大，三进大厅屏风，均做成装卸随意的活动板壁，拆开屏风，三进厅与中间的廊道便联成了通廊，极便于大户家庭应酬活动，这是有别于“两第”的设置。
总体上，“两第”的后进厅室地坪最高，是李府主要成员的居住处。“两第”前一进的地坪高度为次，学馆再次之，三进客厅地坪最底，长者或家主居住在地坪面最高的居室，以示尊严，也体现了房主希望后人的地位比前人高的思想，这是广西汉族民居居室安排的特点之一。
故居分区设置地坪的高度，一则是顺应当地建筑特点，体现居住人员尊卑等级，二则也是出于排水的需要。由于113间厅室的屋面水与生活污水，均由天井引至后院鱼塘或大门外的水沟。因此，每一序列天井均设有暗沟相通，这是作为分期建设的工程整体设计构思的独到之处。
在饮用水使用上，故居的安排也别具匠心，后院中凿有一眼四季清澈不涸的饮水井，溢出的水流经洗菜池，进入洗衣池，最后汇入养鱼塘，一水多功，饮用堪便。
外观上可平视屋脊的大院高墙，方整威严。院墙高8.4米，厚0.45米，用青砖包泥砖砌筑，俗称“金包铁”。墙腰上一列造型简洁别致的窗户，将原本肃穆的大墙点缀得典雅超脱，在朴实无华民居通用的直棂子窗两侧堆塑花瓶，花瓶上再饰二叠线半圆拱，窗间适当间距置一鱼饰水口，使单调的大幅墙面于恢宏之中，蕴含着一股艺术的引力。这种将简单平凡的建筑部件，融汇于装饰意境。从而取得艺术效应的手法，是建筑设计颇值提倡与探讨的。
中国建筑的门，是体现建筑性质、层次的主题。“门禁森严”在古建筑史上。是尤为突出的，越制制作或随意跨越一道门，都是犯大忌的。门的式样、规格、数量便标志着户主的尊卑等级。贫民一道门，一般大户人家多设两重门，大宅第则有门有塾，九重门是最高统治者才能设置的。
故居中每一分区均设有大门、后门和侧门，但各区大门风格迥异，二进客厅：的大门是故居的整体大门，与墙院呈凹形布设，门楼顶用龙脊拱环饰，形似一张稳靠的太师椅，“椅靠”上装饰有一座正对“九”点的挂钟。花岗岩凿制的大门框边上塑对联：“川河永固，天地皆春”，横幅“青天白日”。气势非凡的对联．装饰意境深远的门楼，赋予了建筑独特的精神气质，衬托出于宅第的气派，也显示出了主人地位的尊贵。
安乐第的门楼做法，是采用当地民居喜用的构造形式：在外凸的屋宇式门楼顶上，做数道叠涩弧线，两端装饰鸱尾作为构图的终结，不同的是门楼在线饰清秀的院墙衬托下，顶部弧线与鸱尾，犹如下弦月牙，使门楼于寻常之中，又别具新意。在民间，聚水也含有聚财之意，门楼顶上的凹弧能聚水，象征着财源从天而降，越聚越多。
将军第大门大体与安乐第相同，但门楼顶不作弧线和鸱尾，而是用纤丽的花饰作扇形，扇形中题字：“将军第”，令人感觉简洁庄严。
故居中最令人注目的是楼层走道上一式的直棂木雕花瓶式栏杆，桂北民居一般多使用横线栏杆。这种直棂样杆较为少见。通透的栏杆，与底层花式纤巧的烙花裙漏花隔扇组合，使建筑显得构图轻盈，明亮美观，反映出一种平和的意境。
建筑所用木料，质地考究，即便是七八米高的木柱，也上下一般粗细，在用料选材上，充分显示出主家的经济实力，底层建筑共有落地柱200余根，每根柱均用花岗岩柱础支承，柱础用量之多，在桂北民居中实属罕见，房间柱础多为圆形和方形，基本埋入土中，只露出地面5-8厘米，檐柱础则底座平地面安置，有圆形、方形、多边形、腰鼓形、组合形等多种形状。柱础上浮雕精美，图案繁多，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维妙维肖，偷油鼠、戏斗羊、攀树猴、采花蝶、仙葫芦、宝莲花……一幅图案，一种意境，漫步其间，仿佛进入了一个雕凿的艺术世界。
故居的通风采光条件，也是一般民居所难及的，所有的房间均可利用天井采光，靠天井一面的房间隔断均安装格门，格门1米以下为裙板，1米以上为窗棂构图的格心，即美观，又能起采光作用。
重重院门，深深庭院，高高院墙，故居建筑的气派，便显示在这深受财力约束的地方民居所难为的寻常之中。

三、建筹考略
缅怀李宗仁故居，可以同时感到李宗仁先生功著年华的显贵与质朴。因为这偌大的府第在临桂县内绝无仅有，但作为达官显贵第宅，它又斯出本土，在建筑风格与布局上，与本地民居同辙，与富气逼人的洋楼别墅风格迥异。使人不自觉地将它与李先生的坦荡襟怀，平易近人的品质联系到一起。
李宗仁的祖父以前，历代单传，以半耕半读为业，因善于生计，生活堪称小康。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兴兵攻打桂林，李家祖屋毁于兵燹，曾祖父又被绑票勒赎，致使家道一落千丈。这些变故，对迷信堪舆之术的李宗仁祖父如玺公触动颇大，致使他在后来复建宅第时，择址熬费苦心。
如玺公生性豪爽，尤喜交结，有许多精通风水术的朋友，现在的故居宅基，便是他这些朋友精心择定的。
1898年，李宗仁家析产分居时，仅建有安乐第部分建筑。李宗仁家分得后一进，前一进为其叔春华公所得，后来故居扩建时，李宗仁家用析产分得的祖屋(位于故居西南面)与春华公调换，安乐第始全部为李宗仁家所有。
李宗仁从6岁在父亲的私塾“开蒙”，到受教陆军小学，一共读了14年书，其间曾进过革新教学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这是一所清末废科举、办新政时兴建的初等、高等两级学校。开设有国文、数学、博物、英文等学科，与只读“四书”、“五经”的私塾教学截然不同，受私塾贻误的李宗仁因不明数理，无以适应新式教学，连续两期考试名落榜末，被同学戏称为“乡下傻瓜”。因此，李宗仁对知识浅薄深以为耻，对旧式教学深恶痛绝。
1913年，李宗仁以优异成绩在陆军小学毕业，被招为陆荣廷开办的“将校讲习所”准尉见习官。开始有余薪接济家用，便建议年事已高的父亲弃教，另择教师用新教学方式办学，得到深明事理的父亲的支持。
当时请塾师的东家，除管塾师工资外，还要提供塾堂和塾师住房。而李家兄妹8人(5男3女)，加上父母，10口之家，住房本已拥挤不堪，再要安排塾堂、塾舍，谈何容易，常为教学、起居而陷入窘境的长兄李宗唐，开始筹划扩建宅第，设置学馆，但因经济拮据，不能遂愿。
1921年，李宗仁由营长升至司令，经济状况随之改观。李宗唐即着手第一期扩建工程，建成了将军第，还改建了老屋。其间正逢孙中山举兵讨伐陆荣廷，陆荣廷被迫通电下野，李宗仁乘机率部1千余人，脱离黄业兴所属，独树一帜，成立了“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
李宗仁父亲李培英，原配夫人李秀文，在粤桂混战之时，即携子幼邻避战上海。因此第一期扩建工程竣工后，没有安排李父居室，只是李母及其弟兄从祖居迁入了新居。
由于经年混战，李宗唐修建学馆的夙愿难于实现。1924年5月，李宗仁与黄绍竑趁沈鸿英、陆荣廷混战之机，通电请陆下野，并占领了南宁，广西局势相对稳定。李宗唐趁势，再兴土木，修建了学馆，1925年学馆竣工时，李宗仁已受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督办，并统一了广西。
故居在两期扩建期间，李宗仁平步青云，名利俱获，这给故居的地方风水，又添上了神奇的一笔，屋后的马鞍山，不知何日被美名成了“天马山”。这“天马”陪衬上两侧形如战鼓与帅令旗的古定山与肖家山，“战鼓”催征，“令旗”指向，“天马”纵横，不就是“天意”吗?对风水学说深以为意的人们，怎能不把“紫气瑞盈”的李府作为聚焦点呢?“将军第”便这样顺应时势地题名李府了，这具名一则体现了天人之合，二则寓意李府“出将入相”可为，三则包含了对李府的尊崇。当时作为李宗仁手下败将的沈鸿英，逃遁香港，建了一座相当气派的住宅，也命名“将军第”，与李府的“将军第”有无微妙关系尚未可知。
经两期扩建后的宅第，尽管比地方诸富户已颇具规模，但随着李宗仁地位的升迁，李府常常宾客盈门，住房仍难以应付走访日多的亲朋。况且统一广西后，汽车公路已由桂林修至家门口，李宗仁归里省亲，再也不要飞马扬尘，若为住宿窘迫，岂不有损家威?于是作为一家之主的李宗唐(李父于1925年去世)，请来了湖南工匠，一气建成了三进厅室。
这期工程从1926年动工，至1928年竣工，将宅第面积扩大了一倍，使宅第整体形成了庄园气派，增强了建筑物立面造型的美感，建筑整体造型与自然景观的融汇更臻于完善。

王世则（961-1008）为宋朝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殿试状元，与著名学士王禹偁（954-1001） 同榜及第。淳化初年(公元990年)，被封为右正言，是立襄王元侃为太子的倡议者之一，后曾为此被贬，先后在象州、永州(今蒙山县)任知县。据清《永福县志》载“……朕博求俊彦于科场中，亦可为致治之具，世则首以建储奏请”。王世则热心朝政，提倡以科举为兴帮治国之本。还曾“朝涤陈事迹及山川形势”，对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颇有造诣。状元对古城的吟咏，集景物、山川、建筑于一体，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古城的三条街为：东门街、西门街、南门街。六巷按住户姓氏取名为：罗家巷、周家巷、吴家巷、刘家巷、黎家巷、伍家巷。街、巷道路一律卵石、青石板铺砌，古朴优雅。街道宽2.5米，巷道宽不足2米，均设有路边沟。街巷无一横平竖直，在街、巷变化的曲线中，两侧房屋高低错落有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神韵，令人于古朴幽静中，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
街巷布局没有十字交衢，均为丁字路口，这样布局，寓有丁兴财旺之意。
城外三方高岭处均设有营盘，传说唐朝曾设边防使驻扎，每营盘驻兵一千，现营盘遗址尚存。
门楼意趣
门楼是城内民居变换封闭空间的转折点，起着突出建筑主题的作用。住户的尊卑等级可以从门楼的造型、装饰上得到体现。古城门楼造型别致，一律青砖砌筑，分重檐式和单檐式两种。重檐式门楼用花饰瓦当，正中用“品”字花形装饰，檐墙上有壁画带，线饰边框，壁画之下是第二重檐，既强调了立面造型，又能保护大门，使之免受日晒雨淋，衬上典雅古朴的浮雕墀头，给人蕴雅脱俗的感受。单檐门楼，预部用数层青砖叠涩砌成数层弧线，然后配上石灰砂浆制作的瓦当，再用小青瓦叠砌成弧形，两端作成鸱尾，正中用小青瓦叠构成花饰，线条简洁明了，色调灰白相间，整个门楼构图简朴、美观，这些构成立异的门楼呈现出古城特有的街景。
木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从亭、台、楼、阁、庙宇到民居，木结构应用之广，世所为罕，使建筑防火显得尤为重要，于是“阴阳五行”学说中相生相克的运用便应运而生。建筑装饰采用的鸱尾、悬鱼等等，都是克火的象征。古人将海中的鲸鱼视为神灵，传说这种鱼激起水浪能降雨而灭火。《汉记》中所书的“柏梁殿炎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灭火祥”，其中“虬尾似鸱”的鱼就是鲸鱼，用其尾形装饰屋顶，既是防火的寄托，又能在艺术上取得美化建筑的效果。这种象征主义的“镇火灵物”，也出现在古城民居的门楼和屋脊上，不过其造形、用料更为古朴、简易。屋脊上的“品”字装饰即是“葫芦”的演变，其作用当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