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柏林墙的倒下和苏维埃帝国的解体，美国决定性地赢得了冷战。
美元、盟国和军力被认为是美国获胜的决定性因素。
更加深层的因素还包括效率更高的美国军事工业，不仅提供了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确保美军和盟军的技术领先，还因为市场经济原则而保持了更高的效率。
与此同时，军工需求拉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高科技引导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过来促使军工成为美国的经济支柱之一。
至少很多人对美国军事工业是这么认识的。

时间快进2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国防开支成为众矢之的。
在美国国债违约危机爆发的最后一秒钟前，奥巴马和国会两党达成协议，在未来10年内削减4650亿美元。
与此同时，国会两党组成一个超级委员会，专门负责未来十年内政府开支再削减14000亿美元事宜。
协议规定，在10月14日之前国会必须向超级委员会提交建议，11月23日之前超级委员会必须投票表决，12月2日之前超级委员会必须向国会和总统提交议案草案，12月9日之前国会必须提交议案的完整版本，12月23日之前参众两院必须完成议案的辩论，1月15日之前参众两院必须通过议案。
协议还规定，国会只能同意或者否决议案，不能修改，不能拖延。如果到期无果，未来10年的国防开支将自动再削减6000亿美元。在美国，这第二个自动削减的规定已经被称为“末日机制”，使得军工企业和代表军工利益的国会议员、利益集团惶惶不可终日。曾经铺满军火美元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了呢？

如果翻开历史看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美国并不存在一个私人资本的军事工业，除了新兴的航空工业，从枪炮弹药到战舰等主要军事装备大多是国营兵工厂研制和生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要求美国成为“民主兵工厂”，要美国工业界转入军工生产，用海量的军事装备支援盟军抗击德意日法西斯，还遭到美国工业界和国会的反对。
当然，转型还是进行了，而且美国工业界干得很出色。
1940年，美国制造了不到290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1944年则达到惊人的35003架轰炸机和38873架战斗机。
福特汽车公司在密西根州柳溪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个厂房，用于组**-24轰炸机。
高峰时，每月制造650架B-24，厂房边上有1300张行军床，供等待接机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休息用。
在这个32.5万平方米的巨大厂房里，福特制造了8685架B-24轰炸机，几乎占18482架B-24总产量的一半，而B-24是历史上产量最大的重轰炸机，这个纪录恐怕再也不可能打破了。

战后，战时转产的汽车公司（如福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大多退出了军工领域，回到汽车生产，但飞机公司为主的军事工业继续壮大。
50年代以后，国营兵工厂逐渐淡出，军事工业整体转向私人资本，到1958年，国营兵工厂只占美国军工投资的10%，而私人资本军工公司占90%。
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兼并、分裂、再兼并、再分裂，美国军事工业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格局基本没有再变。

不过国营兵工厂淡出、私人资本军事工业崛起不是资本家的阴谋，而是时代使然。
私人资本民用工业在战时大量转产形成了私人资本军事工业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二战是历史上第一次技术决定性地成为战斗力的时代，冲锋枪、坦克、飞机、潜艇尚在职业军人的想象和理解之中，但更多先进技术远远超出了职业军人的知识和经验，雷达、核武器、制导技术当属“神奇武器”，破译密码、用运筹学计算最优护航、反潜、扫雷模式简直就是“科学巫术”了。
动员非军方的科技力量和工业实力成为美国工业迅速转入战争体制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这一传统在战后得到继续，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空军关于核武器使用的战略战术基本上都是新组建的兰德公司文职科学家在制定，职业军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

和民转军的成功相比，美国传统兵工厂的战时表现则乏善可陈。
美国海军兵器局负责研制的Mk14鱼雷已经定型生产，成为美国潜艇的主战兵器。
但在战斗中，潜艇官兵普遍反映鱼雷定深过大，常有在敌舰底下穿过而不能造成有效击中的事情；即使击中，引信也不能可靠引爆，尤其是90度正中的时候。
美国海军兵器局在很长时间里对来自前线的抱怨置若罔闻，直到将军们也开始怒火中烧捋袖子了，才不情愿地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试验证明了所有主要的抱怨，于是漫长的改进过程开始。
问题是美国海军兵器局坚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而战斗的胜利取决于所有的毛病都消除。
美国海军兵器局花了21个月的时间，才解决Mk14鱼雷问题。

不过美国的私人资本军事工业的成功和市场经济原则没有关系，从一开始，私人资本军事工业就脱离了市场经济原则。
战时转产是出于政府指令，所有生产、销售、定价都是政府统筹，毫无市场经济可言。
如果战时情况特殊，战后美国军事工业也没有在实质上改变非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竞争。
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众多军工公司在竞争国防项目的时候，是存在竞争的。
问题是，这只是假象。
这倒不是说美国军工公司在竞争国防项目时舞弊，或者军方和军工公司联手欺骗公众，而是国防采购的特殊性使然。

市场经济的竞争实际上是双向选择，买家可以在不同的卖家之间自由选择，卖家也可以在不同的买家之间自由选择，买卖双方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由政府或者商会决定和仲裁。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卖家根据买家的需求研制和生产产品，但产品的研制方向、规格和生产数量最终由卖家决定，自负盈亏。
但是国防采购的特点决定了买家只有军方一家，卖家并不能自由选择买家。即使在外销市场上，军方也是唯一中介，公司无权自由向有意的买家销售产品。
比如说，洛克希德不能向任何国家出售F-22。
另外，军方不仅是买家，还是产品研制方向、规格和数量的指定人，更是买卖规则的制定和仲裁人。
军方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军工公司的行为和前途。
由于现代大型军事装备在技术上拓展前沿，挑战极限，研制的费用、风险和周期早已超过私人资本的军工公司所能承担，即使所谓公司科研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军方的资助，或者来自NASA或军方的技术转移，进一步扭曲市场经济关系。
由于国防开支属于公共开支，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为了为选民争取最大利益，进而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争取最大本钱，国会议员会动用所有政治资源影响军方的决定，进一步加剧军工经济的非市场经济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国会议员的政治动作有些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长期利益，有些则是不惜牺牲国家整体利益而保护地方利益，但这是题外话了。

如果在项目入选竞争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的话，项目入选后，市场经济的原则就进一步丢到脑后，通常是不管代价如何，超支、延期、不达标都不要紧，项目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
项目经过万水千山终于投产后，除了中期升级和改型，基本上就是几十年一贯制，旱涝保收了。
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存在市场竞争了，军方事实上情愿或者不情愿地成为当年选择的人质了，而军工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

在这样的前景下，在本质上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私人资本开始退出军工行业。
仅航空工业而言， 50年代的美国有波音、洛克希德、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沃特、共和、诺斯罗普、北美、康韦尔、格鲁曼等飞机公司。
60年后，只有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三家了。
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在1998年拒绝批准洛克希德-马丁收购诺斯罗普-格鲁曼，本来会只剩下两家。
与此同时，国防开支中采购费用与研发测评费用之比从50年代的3：1降低到90年代后的1.5：1，尽管在70年代中期曾由于越南战争后军购大幅度裁减和小布什年代军购大幅度增加而达到2：1。
军工工业基础的萎缩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逆转。
军工公司数量减少导致事实垄断，垄断导致低效，这和当年的国营兵工厂的问题并无二致。

乃这个水货，一直从西西河搬贴

刘明

多年来，美国朝野对改革美国军工费尽心机，主要途径是试图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
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主要军事装备的采购应该保持挑选余地，但像F-22、F-35、B-2这样研发费用巨大的项目，实际上不可能维持第二选择。
即使在主要分系统的级别，维持第二选择也是得不偿失。
F-35的首选发动机是普拉特惠特尼的F135，通用电气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用在F-22项目中落选的YF120发动机技术推出F136，不仅在技术上独树一帜，还允诺竞争导致高效、低价，但前国防部长盖茨和总统奥巴马坚决否决了F136，美国国会中F136的支持者屡次试图复活F136，遭到盖茨和奥巴马的坚决封杀，现国防部长帕内塔也毫无松动的意思。
原因不是他们不懂得竞争的好处，或者要保护普拉特惠特尼的利益，而是启动F136又是动辄几十亿。
在F-35生产总数日益缩水的前提下，在普拉特惠特尼和通用电气两家之间分派发动机订单，两家都达不到规模效益，竞争导致的高效、低价将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
另外，军方并不欢迎同时装备两种发动机，这增加了备件、维修和训练上的复杂性。雷达、武器系统也有同样的问题。
开放系统设计在理论上可以像电脑上USB插口一样即插即用，实际上还是需要一定的修改和调试，但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用户端的备件、维修和训练，一线作战部队可不希望同时弄一堆差不多但又不一样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