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当我在兰巴雷内重新开始诊所工作时，突然来了一道命令：我们必须被立即押往一艘正要到来的船，遣送到欧洲的集中营去。幸运的是，这艘船迟到了几天。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在传教士和当地人的帮助下，把**和器械等物品装入箱子，并把它们存放在波纹铁皮棚屋中。

当时，我无法考虑把《文化哲学》的手稿随身带走。在任何一次检查中，这些手稿都可能被没收。因此，我把手稿托付给了当时在兰巴雷内的传教士福特。福特先生坦率地向我承认，他认为哲学是多余的和有害的，因此最好把这包沉重的东西扔到河里。但是，出于基督教的爱心，福特答应我很好的保存它，等到战争结束后还给我。尽管如此，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花了两个夜晚的时间，用法文对手稿的基本思想和已经完成的部分作为摘要。通过相应的章节标题，我还使这个摘要看上去像一项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研究。这样，对于要检查它的官员来说，这份摘要就与现实无关，并且也无伤风化了。事实上，我确实由此使它避免了多次要实施的没收。此外，临行前的两天，在已经装好和装到一半的箱子之间，我还得迅速地为一个嵌顿疝气病人动手术。

在我们被带上汽船，当地人在岸边祝福着与我们告别时，天主教传教站的一位神甫主管来到了甲板上。他以威严的表情斥退了企图阻止他走近我们的黑人士兵，紧紧地握住了我们的手：“在我对您和夫人在这里做的所有好事表示感谢之前，您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与把我们带回欧洲的那艘船“非洲号”一起沉没在比斯开湾中。

这四年半经历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一切都证明：自己退出学术和艺术活动、走进丛林的决定是正确的。为了打消我的念头，朋友们曾经对我说：“生活在自然怀抱里的非洲人，不像我们有这么多的疾病，也没有像我们那样感受到痛苦。”但是，我已经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在欧洲所患的大多数疾病，非洲都有。有些由我们带到那里去的丑恶疾病，它造成的痛苦要比在欧洲严重得多，自然之子像我们一样感受到痛苦。如常言所说，人受制于名叫“痛苦”的主人的可怕暴力。

在非洲，病痛到处都是很严重的。由于欧洲的报纸避而不谈，我们就有权对此闭上眼睛不闻不问吗？在我们这里，如果有人病了，立即可以去就医；如果需要动手术，医院的大门就会马上打开。但让我们想像一下，非洲成百上千万人，他们患病时，根本不抱得到救助的希望，这意味着什么？

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本来，医疗技术是能够使他们摆脱这些痛苦的。在许多许多遥远的茅屋中，充满了我们能够加以祛除的绝望。如果他们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等死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只是敢于想象他们在家里的最后10年，如此而已！因此，我们必须从睡梦中醒来，看清我们的责任。

自从发现新大陆以来，所有白人民族对有色民族都干了些什么呢？以耶稣名义美化自己的欧洲人所到之处，许多民族灭绝了，还有许多民族濒临灭绝，或者人口锐减！对于欧洲人到来的几百年中，他们遭受到的不公和残暴，又有谁去描写呢？谁敢于计算一下，我们带去的烧酒和恶疾，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的痛苦！

如果要在一本书中描述发生在白人和有色民族之间的一切，那么无论讲过去还是现在的事情，由于其中许多章节包含着太残酷的内容，人们将无法卒读。

我们和我们的文化负有很大的罪责。对于我们是否要为海外的人们做些好事，还是不做？我们根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为他们做一些好事，并不是善行，而是赎罪。每一个造成痛苦的人，都必须到海外去从事救助。即使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也没有赎去我们所犯下罪恶的千分之一。这就是使我们的一切“爱的事业”得以升化的基础。……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医生，他们自愿到有色民族和绝望之地那里去，放弃家乡和文明世界的一切，过艰苦的生活。

基于亲身的经验，我可以对他们说：对于所放弃的一切，都可以在力所能及的一切好事中得到足够的回报。

当然，在海外的穷人中，他们通常不能或者不能完全筹得活动和生活的资金。

因此，家乡的人们必须给予他们必要的资助，我们所有人对此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