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东魏北齐常常连用，以指代高欢建立的高氏政权统治的时期。然而，从统治形式上东魏和北齐又是不同的。东魏是以高欢父子的晋阳霸府为中心，实行霸府或霸朝政治，北齐则是比较典型的皇权政治。从本质上说，霸府政治是一种变相的皇权政治，或者说是通向皇权政治的过渡阶段。高欢父子的统治目标便是将霸府政治变为皇权政治，建立完全意义上的高氏政权。高欢父子要实现建立皇权政治的目标就要实行汉化，因为实行汉化就是继承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继承北魏皇权不断加强的政治趋势，是建立皇权专制统治的必经之路。所以，北齐皇权的建立需要进行汉化。同时，汉化作为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国家体制的重大变革，也需要皇权的支持方能顺利进行。尤其是在东魏北齐，由于存在以六镇勋贵为代表的强大的鲜卑化势力的阻碍，汉化更加需要皇权的保护和推动。本文将根据这个思路，从北齐皇权建立与东魏北齐汉化进程的关系入手，对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统治时期这段北齐皇权建立的历史进行考察。

二、高澄主政邺城时期对鲜卑勋贵的打击和汉化改革
高澄是与高欢性格气质有很大不同的人物。《北史·神武纪》称高欢“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经驭军众，法令严肃，临敌制胜，策出无方……擢人授任，在于德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养……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 [4]，是一个起于布衣、历经坎坷，务实、朴素，不尚浮华的枭雄。而高澄则是十二岁便“神情俊爽，便若成人” [4]，成年后“美姿容，善言笑，谈谑之际，从容弘雅” [4]的贵公子。高澄自幼就杜询讲学，常常“山园游宴，执射赋诗”，是一个汉化很深的人物，从性格气质上讲很接近汉化士族。而且高澄是高欢的继承人，地位崇高，由这样一个人来推动汉化，显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天平三年，高澄入朝辅政。此后直到武定五年高欢去世，东魏实际实行的是高欢和高澄的双头政治。高欢坐镇晋阳，决定军国大计方针；高澄在邺城辅政，处理日常政务。这种二元格局明确了晋阳和邺城之间的分工，加强了高欢对邺城朝廷的控制，提高了高澄的威望和地位，有利于高氏权力的巩固和汉化改革的进行。高澄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汉化进程，主要包括改革选官制度，打击贪赃枉法，澄清吏治。以下分述之。

选官一直是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也是胡汉交锋的主要方面之一。北魏初，鲜卑贵族多鄙薄无文，也没有汉人士族的门第，若依魏晋旧法选官则势必沉沦下僚。崔浩之死，与他选官推重人地，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不无关系。陈寅恪曾有所论述[2]。孝文帝改革后，以 “八姓”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取得了和崔卢郑王相当的士族地位，但羽林卫士和六镇军人仍然是一般武人身份，所以张仲瑀改革选官之议一出，造成轩然大波。之后，崔亮主选，制停年格，不论贤愚，选人以年劳为依据。这实际是对鲜卑化势力的一大让步，是汉化进程的一大挫折。东魏建立后停年格相沿未替，元象元年，高澄摄吏部尚书，开始对此选官制度进行改革。《北史·文襄纪》记载：“……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4]高澄典选，将“得人”作为选官之要，而当时得人的标准无非就是才干和门第，新的选官制度对汉族士族有利。高澄对选官制度的改革，可以看做是汉化进程的一部分，是做了崔浩和张仲瑀没有做成的事情，在北朝汉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次改革，在制度上保障了汉族士族的入仕特权，有利于更多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为进一步的汉化打下基础。此外，高澄还“沙汰尚书郎，妙选人第以充之。”[4]“妙选人第”，即根据才干和门第选拔尚书郎，这是按新制度选官的具体措施，可以想见，经过这一次“沙汰尚书郎”，东魏尚书省的日常事务便掌握在汉族士族手中了，扩大了汉族士族在邺城朝廷中的权力，为下一步的汉化打下基础。

三、高欢死后鲜卑勋贵的反动与高澄篡位的企图
虽然经过高澄的一系列改革，勋贵集团受到打压，但是勋贵集团毕竟是高欢统治的军事支柱，高欢本人即是勋贵集团的领袖，这就决定了勋贵集团的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动摇，仍然在东魏统治集团中占主要地位。勋贵们不甘心失去的权力，对直接参与打压他们的汉族士族崔暹、崔季舒等人充满仇恨，一旦有机会便会进行反扑。
武定五年正月，高欢死，高澄嗣位。高澄虽然已经在邺城辅政十年，建立了自己的亲信班底并树立了一定的威望，但是由于高氏父子并未在勋贵集团中建立绝对权威这一东魏霸府政治的特殊性，使得高澄仍然缺乏足够的威信完全驾驭勋贵集团，素来轻视高澄、野心勃勃的侯景在高欢去世的当月就起兵反叛。其他勋贵虽然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仍然支持高澄作为他们的领袖，但是却对高澄施加压力，要高澄杀掉积极打击勋贵、最令他们痛恨的崔暹。《北齐书·陈元康传》：“侯景反，世宗逼于诸将，欲杀崔暹以谢之。密语元康。元康谏曰：‘今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世宗乃止。”[3]因为诸将的逼迫，高澄不得不考虑杀掉自己最亲信的崔暹，足见侯景反叛后情势的危急和六镇勋贵的权势逼人。幸而有同为河北士族出身的陈元康进谏，崔暹最后并未被杀掉。但高澄对于勋贵集团也要进行一下安抚。当年八月，高澄以高欢遗命的名义，“请减国邑，分封将督各有差”，对主要由六镇鲜卑军人组成的将督进行拉拢。九月，高澄“请旧勋灼然未蒙齿录者，悉求旌赏；朝士名行有闻，或以年耆疾满告谢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听荫子孙；自天平元年以来，遇事亡官者，听复本资。豪贵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其第宇车服婚姻送葬奢僭无限者，并令禁断。从太昌元年以来，将帅有殊功异效者，其子弟年十岁以上，请听依第出身。其兵士从征，身殒阵场者，蠲其家租课。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礼招致，随才擢叙，罢营构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旷废者，免所居官。若清干克济，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4]《北史·文襄纪》中收录的这封奏表，主要内容共分八条。其中第一条优待旧勋和年老朝士，第四条拔擢自高欢起兵以来有功将帅的子弟，都是符合六镇勋贵利益的。第五条优待抚恤牺牲士兵，则是拉拢六镇鲜卑的下层。最后一条讲“即宜超叙，不拘常式”，即可以不拘改革后的选官定制选拔官员，对于勋贵而言也是非常有利的。通过这些措施，高澄安抚了勋贵集团，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侯景的反叛和西魏、南梁的借机入侵，但勋贵的地位也因之得到了提升。

没有勋贵集团的支持，侯景的实力并不足以与高澄对抗，很快就败逃南梁。而之前以援助侯景为名进军河南的西魏大将王思政还占据着重镇颍川。高澄先命高岳、慕容绍宗等人围攻颍川，后又听从陈元康的建议亲自率军攻克颍川。通过平定侯景叛乱，击败西魏入侵，高澄提升了威望，加之他作为高欢继承人的地位和辅政多年的积累，高澄具备了夺取皇位，将霸府政治发展为皇权政治的资本。因此，高澄开始与亲信谋划禅代事宜，参与高澄密谋的主要有陈元康、杨愔、崔季舒等人，而这些人都是汉族士族，可以想见，若高澄篡位成功，那么作为他亲信的汉族士族将会得到更高的地位。
事实上这些人在高澄执政时期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如杨愔“武定末，以望实之美，超拜吏部尚书，加侍中、卫将军。”[3]崔暹“世宗以暹为度支尚书，兼仆射，委以心腹之寄。”[3]崔季舒“黄门侍郎，领主衣都统。虽迹在魏朝，而心归霸府，密谋大计，皆得预闻。于是宾客辐凑，倾心接礼，甚得名誉，势倾崔暹。”[3]等等，高澄汉化甚深，前文已述，他的亲信崔暹、崔季舒、崔昂、陈元康、杨愔等人全都是汉族士族，高澄若篡位成功，必然会促进汉化措施的实行。然而高澄未及篡位便遇刺身亡，这一突发事件使得高氏建立皇权的企图一度停顿，汉化进程也遭到了挫折。

好贴要顶

时间缘故暂不能细赏，谢谢楼主好贴。

马克留名，楼主好贴待在下细细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