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理盆地的背景中国云南省的西部，喜玛拉雅山脉一直向南延伸与云贵高原相汇之处，有大理盆地。这里从8世纪的唐代南诏王国出现到今天为止，一直是申国西南部政治、文化繁荣的中心地区。大理盆地海拔约2000米，东面的洱海 (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湖泊)和西面的点苍山的连绵山峰 (最高峰海拔4122米)之间形成的大约40公里的细长区域。
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分，大理盆地是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的西北部位置。这一地区明清时代曾被称为太和县，民国时期被称为大理县。民国初期的大理县人口约10万人，盆地的南北关内的陆地面积大约100平方公里(见图)，根据记载，这里曾有158个村落[1]。大理盆地和风仪盆地等坝区以及周围的山区加在一起就是现在的大理市。坝区部分面积229平方公里，山区部分面积979平方公里。据1987年的统计，大理市的总人口约40.7万人，白族占65·1%，汉族占29·0%，回族占2·7%，彝族占2·6%，其他民族占0·6%。这统计数字虽然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从外面进入该盆地 (主要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还是反映着大理地区传统的民族分布状况，就是一般坝区内白族、汉族、回族杂居，彝族住在山区。像这样按海拔高度来分别居住的情况，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民族错综杂居的地区经常可以看到。

大理盆地是发源于苍山的18条河流注入洱海而形成的土地肥沃的地区。这里的人早在南诏时代已经利用二牛抬杠的犁耕来进行一年两熟的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2]。盆地内的居民们，不管是什么民族，世世代代都是主要靠种植水稻以及小麦等二茬作物经营生活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坝区的各民族一直是在同一个舞台上生活下来的。这种情况在解放前民族称谓的用法上也有表现。解放前的有些民族称谓带有轻蔑和歧视的意思。曾经有的人称说白语的人为leigar[3]这也是一种具有侮辱性的称谓。这个称法，是住在坝区的人把住在山区的人看作是低一些的称谓。同一舞台上生活的坝区居民之间，虽然经济情况和汉文化的素养不同，会带来各个差别和歧视，但他们都跟leigar含义不一样。公元前2世纪末，西汉武帝大力开发云南的主要意图是，确保从四川南下经过云南和缅甸一直到达印度的通道。大理正处在这条通路上，还有从大理盆地北上通向西藏的道路。公元8世纪吐蕾势力南下，唐朝为了与之相对抗，积极扶助南诏抬头。从中原的角度来看，大理盆地是处于被称为西南夷的人居住的边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与西藏和东南亚、印度相邻近的各种文化往来交流的场所。所以这个地点对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的巩固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民族集团的来历大理盆地的三个主要民族之中，白族与汉族、回族相比较更有“土著性”。但是白族究竟是不是土著民族，这个问题从50年代起到60年代初期止，在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者中曾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白族起源的最后结论至今也没有做出。但是通过争论，在一点上大家确认了同一个意见：白族的祖先是南诏成立前开始就在大理地区居住，而作为一个民族集团的白族形成于南诏时代到大理建国前后 (8一10世纪)的时期。[4]
关于汉族的主要来源，有几种说法：(1)从西汉到唐代：为了强化边疆防御，从内地派遣来的人。(2)南诏时代：南诏的俘虏。(3)元代：从外边来大理经商的人。(4)明代：为了平定云南被派遣来的兵以及屯田落籍的人。(5)清代:绿营兵制度下被派遣驻扎的人。(6)民国以来:从外地迁徒来的人，白族等少数民族融合变成汉族的人[5]。
在这些来源中，明代汉族的流入不能不引起特别的注意。据说明洪武帝为了平定云南从南京派遣了30万大军。云南平定后，有一部分人驻扎下来担当警备。在这一时期里，又开始对云南进行大规模的屯田，于是军屯、民屯、商屯结合在一起，大约有40一50万人移入了云南。这当中，通过在大理盆地的大理卫的关系，15000人流入这一地区[6]。从这时起，作为直接支配大理的中央政权的部下，大量地迁来汉族，在当地形成了汉族村落共同体，开始定居生活。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的。从明代开始，大理盆地从受土著支配者的统治转变而为受中央朝廷派来的"流官"的直接统治。
从西汉武帝时代叶榆县设置以来，到南诏建立为止，大理盆地就在中国中央王朝的版图内，但在这个期间中央王朝的支配力相当地缓和，也不是中央不断地派人到县里而引起汉和夷之间的鲜明的对峙。可以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导致了夷的上层的“汉化”以及汉的“夷化”。
南诏、大理时代，土著的支配权力在大理盆地拥有领导权。所以到了元代，大理地区再次处于中央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的位置时，大理国的支配者段氏被委任为地方的统治者。这期间，比如据说唐为打倒南诏的战争送来20万兵，以后南诏对成都的攻占，带着儿万职工一起回来，等等，可以说大量的汉族进入大理盆地[7]。但是今天在大理盆地，这时期汉族定居下来而形成汉族共同体的痕迹是见不到的。这样看来，不能不推测那些进入大理的汉族，通过土著化的过程，已融合于当地人。
今天，追寻大理盆地的汉族祖先的来源，最多的回答是从南京应天府来的。这样说法，除了汉族以外，白族和回族以及其他民族当中也有，而分布在广大的云南全境。这种祖籍传说有些难以凭信，但不管是口头传说还是族谱或家谱上的记载，原籍南京应天府的这一主张普遍存在的现实本身，表示明代汉族的流入在云南的影响甚大。

三、居住地的分布图是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范围表示大理盆地的汉族和回族的集居地的示意图，而图上没有表示人口最多的白族的集居地。图中标出的自治州政府所在地的下关以及大理旧县城是汉族最集中的地区。这两个地区都可以说是“城镇”。一般说来，在大理盆地，大部分汉族住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白族，但是也有农村地区的汉族聚居地。在大理盆地也看到“有汉就有回”的情况。汉族多的城镇地区都有回族的聚居地。在农村地区，跟汉族比较，回族有更多的聚居地。关于回族，除了现在所有的聚居地以外，我图示了到现在为止查明的杜文秀起义失败后被消灭的聚居地。现在大理市一共内有14处的回族聚居地。其中2处在凤仪地区，在大理盆地的其他12处都标出在图里。杜文秀起义以前，据说在现在大理市的范围内有30处回族聚居地[13]。
从图上看，现在的汉族或回族聚居地的分布情况还保留着他们在大理盆地定居的历史过程的痕迹。汉族在农村的大规模聚居地限定在上关以及下关的周围地区，据说都是明代军屯的地方。下关附近有被称为“大展屯”的汉族村。上关附近的仁和村的前身相传是被水害和杜文秀起义的战乱消灭的。“豆腐营”和“草结 (也写脚)屯”。仁和村北边的波罗塝的汉族聚居地又称为“下营”。这些村名里的 “屯”或 “营”的文字都还遗留着过去军屯的历史。上关和下关在明代初期的洪武年间都筑有城墙。
回族的农村聚居地分布在由于军屯而形成的汉族农村集居地相连接的地区，在靠近下关的地区沿洱海星罗棋布，在靠近上关的地区沿山麓的斜坡相距较近的连续分布。从这种分布情况中可看出回族落户跟军屯等屯田的关系。上关附近的“峨崀哨”或已经消失的“峨崀铺”，这些回族村的名称让人联想到警戒的据点。新中国成立前在大理盆地内可以看做“镇”的有旧县城、下关和喜洲。这3个地方从来都有清真寺为中心的回族聚居地。其中旧县城和下关里汉族很多，但喜洲基本上是白族为主的镇。
杜文秀起义的失败使许多回族村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一事件后，从下关到旧县城为止的洱海沿岸地区，过去存在过的回族村落，已不复有回族居住。另外，在同地区里，参加镇压起义的军队的汉族娶回族妇女为妻在回族村住下来，现在已经有数十户的汉族聚居地发展起来。图中的汉族和回族共同居住的村落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大理盆地也有少数的原来由两个民族构成的村落。这种村落的民族构成一般多是白族和回族。例外的就是上关附近的波罗塝，这里汉族的聚居地区与白族的聚居地区相连接。这样两个民族构成一个村落的场合，没有别的民族夹杂着居住的情况，而同一村落内分别设有各自的聚居地区。例如盆地北部的美坝、峨崀哨等地方是传统的由白族、回族的两个聚居地区构成的典型村落。
以上所举的分布情况中应该注意的是，清代末期以前就存在的农村地区聚居地的数目比，是汉族少于回族。在大理盆地的总人口上，汉族大幅度超过回族，但汉族人口特别集中在城镇地区，而汉族村或汉族的聚居地在农村地区没有像回族那样增加。那么怎样解释汉族农村聚居地的不多的状况呢?我认为，大理盆地的3个民族集团之间的界限的本质不同，就是从民族自我意识的角度来说的，汉族和回族分别与白族的关系完全不一样，这种状况为上述问题提供了适当的解释。

跟白族和汉族之间的界限比较，回族分别跟白族或汉族的界限本质有所不同。大理的回族当中，一部分是使用白语，另一部分是使用汉语生活的。回族没有固有的日常语言。划分回族和其他民族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说话的标准不起作用。回族有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基于信仰的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这宗教和生活方式比语言更明显地划定回族和其他民族的界限。对回族的白语称谓是huhui。汉语过去的称谓是“回民”或“回人”，到了今天，就一般用“回族”这个称谓。除了其他人用这些白语或汉语的称谓来称呼回族以外，这些称谓是作为回族对自己的自称使用的。
更进一步讲，对回族的汉语称谓，回族往往用“回教”为自称。“回教”，除了指宗教以外，也指信伊斯兰教的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回族的诸因素当中，“回教徒”这个因素是特别重要的。1875年出生的腾冲的回族明端华，在用汉文写的文章里对清末的杜文秀起义状况作了记载，常常出现：“鹤庆城内有回教千户”或“龙江 (地名)回教自卫抵抗”等，这种“回教”的用法频繁出现[16]。而且，起义的领袖杜文秀在他的檄文中关于云南省写道:“回汉夷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17]这里他把云南的人分为回教、汉教、夷教三个部分。他的政权的“管理军政条例”里也写道：“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有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而着意宣传这三种人之间的协调[18]。不用说，称为“汉教”和“夷教”的集团当然都不是宗教为中心的集团。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反映“回教徒”的观点的。
杜文秀用于对民族集团的称谓，在另外一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当时以大理为中心的地区的人分为回、汉、夷的三类。这里所说的夷，白语里相当于前边已经说到的leigar的称谓。同汉族一起在坝区居住的白族不包括在“夷”这种人里。因而对盆地中住的人来说，用这些称谓来只分两种人，就是“回”和“非回 (=汉)”。
用白语讲话的回族，曾经把白族和汉族统一地称为gabai。这是回族对白族和汉族用的专门称谓，而不是白族和汉族对自己用的自称。当然回族也不是不知道汉族或白族之间用汉语或白语的其他称谓。我调查的时候听到过回族老人说的hazi或baizi的称谓，但是到现在没有听过suaha或suabai的说法。回族当中，也有用汉语或白语说话的，因此，对回族来说，不容易得到“语言划分民族集团”的感觉。我访问过的回族当中也有些人虽然谈国家制度上白族和汉族的界限明显的现在的情况，说“汉族”实际是指“白族”的。有时候我在回族当中自我介绍，告诉他们我从日本来之后，被回族的老人或孩子问过，我是汉族还是回族。这也表示回族对人的一种观念。从回族来说，民族集团的划分上，最重要的是宗教，就是信不信伊斯兰教的问题。

【注释】：
[1] 《大理县志稿》
[2]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大安，1969年，第509一518页。
[3]本文中使用的白语，是根据近年来大理白族自治州创造的罗马文字表示发音的，但是表示声调的部分省略了。
[4]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概况见杨堃：《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
[5]《大理白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大理白族自治州概况》，第23一2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
[6]《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7—138、559页。
[7]同上书，第474—477页。
[8]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9]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140页，208—210页。
[10]薛文波:《明代与回民之关系》，载于李兴华、冯今源(编):《申国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1911一1949)》，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页。
[12]杨永新：《漫忆当年建州时》，《大理文化》1986年第6期，第76—83页。
[13]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页。
[14]民家(minjia)过去的欧美文献中写为Minchia。 [15]C.P.Fitzgerald: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第13页，Cresset Press，1941年。
[16]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第62—7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王连芳:《回族工作的回顾与期望》，第15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
[18]杨光楣:《杜文秀大理政权职管制度初探》载于《民族学报》第1期，第67—84页。
（本文原载于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横山广子 日本人类学家，现任日本东洋英和女子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尤其着重研究云南大理白族，曾发表有关这些民族研究的学术论文多篇。另外，她还将费孝通教授的《生育制度》一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流传。

天平sailing：楼主分析的很精辟，如果不是大理白族本地人，写不出来，估计也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