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高学术价值的政治思想理论著作。书中纵谈兴邦济世、强国富民之道，有许多精辟独到的经济学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有许多远见卓识的深邃哲理，极能发人深思。《管子》中，对于客观事物运行规律进行高度概括的名言、警句有很多，千古流传，一直成为指导人们思想行动的座右铭。例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牧民篇》）、“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版法解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形势解篇》）、“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侈靡篇）、“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牧民篇》）、“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篇》）、“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形势解篇》）等。
我认为其中最为精辟的，是“与变随化”、“与物俱长”，这即是今天我们所谈的“与时俱进”这方面的哲学思想的论述。
“节时与政，与时往矣。”这句话出自《侈靡篇》，意思是说，现行的政策法令，礼义风俗，都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原文如下：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之以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阳者进谋，几者应感。再杀者齐，然后运可请也。
管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离开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已很遥远。三代时期所有的典章制度、政策法令、道德礼仪，最后皆臻集于周公制作的《周官》之中，后世之人言及到治国安民之事，都以行先王之法，即以周公所制定的法律、政令、道德、礼仪为标准规范。后来人们常说的“法古无过”、“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指的就是这个。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天下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各诸侯国相继强盛起来，互相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欲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不能尽依先王之法，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旧有的法律政令、礼仪道德进行适当的调整，易政革俗，以通其变。不变，就不能在邦国林立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故而《管子》明确地指出：“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意思就是说，没有适当的方略，没有制定出适合于当前形势的法律政令，就难以治国；静止不变的言论和观念，已经不能再作为必须遵守的道义准则了；避开客观现实的言论与观念，已不能使人进取，使国家富强。所以，“节时与政”一定要“与时往矣”。
《管子》在论及“与变随化”“视时立仪”的另一名言是：“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意思是说，人们的所言所论，应当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应当对客观形势的发展及时感悟；人们的思想观念，应当与客观事物的发展、长进一同发展、长进。这句话出自于《侈靡篇》：
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有而丑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要特别强调地指出，其中非常具有哲理意义的话——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意思是说，当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礼仪道德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执政者如果仍然坚守古制旧法，一味地强调行先王之法令，那就好比是梁柱上附上一层皮革，只革了表面而没革内里（有革而不能革）。人民自然不会归服。
善于治理者，必须借日月之光明，顺应风雨的变化，才能上合乎于天时，下得之于地利，成为“斯民之良也”。应当变革的时候，就需要当机立断地“易卿而移”、“易事而化”，这才能够使事业得到发展，使功名得以成就。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便是违天时、弃地利，背人和，因为，“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宙合篇》）。管子在《霸言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不论是多么圣明与睿智的人，都只能适应形势，利用形势，而不能违悖形势，背离形势。善于适应形势者，可以“日少而功多”，事半而功倍；否则，便会穷困危殆，日多而功少，事倍而功半，即《禁藏篇》中所说：“举事而不时，力量尽而功不成。”所以，最最关键的是要“应言待感，与物俱长”。《管子》把这一观点看作是当务之急，看作是一个圣明的人君、人臣所必须具备的品格，“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霸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