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惊现“大便弟”，近两天城中各路媒体都报道了该事件，舆论高度关注比事件本身更有意思。
“大便弟”似乎患有肠胃病，估计他的父母也出乎意料，一时措手不及，溜之大吉。同车乘客也不知道如何应付，纷纷躲到别的车厢去。“大便弟”父母有过错，我认为那是可以宽恕的过错。舆论谴责“大便弟”父母，未必能影响到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知羞，害怕罚款或者乘客声讨所以逃跑了，但是舆论谴责并非没有意义。
舆论谴责的意义在于它相当于公众的自我教育，公德就是在这种自我教育中养成的。除了报纸电视网络报道之外，事实上这类舆论谴责无所不在，日常生活中“说三道四”就是起到这种作用。我第一次听到“大便弟”，就是地铁车厢里有人在高声谈论，演讲似的。平时很反感人们大声喧哗，这个时候觉得动听起来。
正常人都有羞耻之心，即使人们不管不顾，也不太可能有人去仿效在广州地铁车厢中便溺，拿钱悬赏都难找，那么公众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也不是。有个效应叫破窗：假如一扇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那么这所房子的其他窗户也会被人打破。破窗效应无处不在，比如禁烟餐厅一位食客抽烟没有被制止，那么马上会有其他食客点烟来抽。“大便弟”所引发的公德焦虑，就是因应破窗效应而生的，它提醒市民言行举止需估计他人感受。如果舆论对地铁便溺失去敏感性，就会有扔垃圾、吐痰的现象出现。
由舆论教育养成的公德，远比外在的灌输更及时和巩固。针对地铁便溺的舆论谴责，效果不只是制止他人便溺，它会影响到所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它让市民养成顾及陌生人感受的生活习惯。人是社会动物，在进化过程中锻炼出了以舆论养成道德的能力。公德沦丧的唯一原因，就是舆论流通管道被人为堵塞了。欲提高公德水平，除非疏通舆论管道，别无他法。这种舆论谴责属于公众自我教育方式，而非对当事人的惩戒，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大便弟”事件除了引发公德焦虑之外，还有技术问题。车厢中便溺不常见，酒醉或者晕车呕吐留下的秽物比较常见。正常情况到终点站地铁公司才会派人清扫，而一趟车少则半个钟，多则一个小时，途中影响不少乘客，如果遇到高峰时段更不得了。地铁公司若无应对措施，应该设法补足。如果已有应对措施，那还要广而告之，别让乘客继续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