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
在所谓“三百篇”中，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才能开诚咏言；说是有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学士们只会用“比”、“兴”来囫囵解释，不问问何以中国人就这样不涉卉木虫鸟之类就启不了口作不成诗；
楚辞又是统体苍翠馥郁，作者似乎是巢居穴处的，穿的也自愿不是纺织品；
汉赋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禽兽鳞介的谱系，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
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已岂是“拟人”、“移情”、“咏物”这些说法所能敷衍；
宋词是唐诗的“兴尽悲来”，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颓废，梳剔精致，吐属尖新，尽管吹气若兰，脉息终于微弱了；
接下来大概有鉴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绝妙好辞已被用竭，懊恼之余，便将花木禽兽幻作妖化了仙，烟魅粉灵，直接与人通款曲共枕席，恩怨悉如世情。
中国的“自然”宠幸中国的“人”，中国的“人”阿谀中国的“自然”？孰先孰后？孰主孰宾？从来就分不清说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