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一天,薛范从一份《苏维埃文化报》上,读到在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盛况。
联欢节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人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惜别莫斯科。这首由苏
联著名作曲家索洛维约夫和歌词作家马都索夫斯基创作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获得了此届联欢节歌曲大赛金奖。薛范很兴奋,决意将它翻译配乐成中文歌曲。然而,两天过去,他还是没有拿出满意的译文。
这天晚上,他放下译稿,去欣赏一部歌剧。回来的路上,突然从一户人家的窗口飘来悦耳的钢琴声。他停下手摇车,仔细倾听,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静静的黑夜、淡淡的路灯、悠悠的琴声……薛范的心中涌起一股诗意,一种浪漫。回到家中,已是午夜一点钟了,他拿起未完的译稿,文思如潮,很快译完。
当年9月,上海《广播歌曲》刊登了薛范翻译配乐的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随后,各省市音乐刊物纷纷转载。
于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苏联走向中国。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中的家庭,几乎无一不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006年,“俄罗斯年”系列活动使中国掀起了雄劲的“俄罗斯文化旋风”。一首首熟悉的俄罗斯民歌再次传唱,成了唤起记忆、传播美好的友谊使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之歌》、《再见吧鸽子》、《共青团员之歌》……听着这些旋律响起,薛范感到宽慰,却依旧宠辱不惊。作为一个下肢严重残疾的人,一个翻译配乐近千首前苏联民歌、为其进入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宠辱不惊,也许是他在经历了太多悲欢荣辱后,炼铸的重要个性。
“丑小鸭也要唱出自己的歌”
签名售书、担纲顾问、出任嘉宾……薛范参加过无数回有关音乐的活动,却从没有作过关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报告和演讲。他愿意以一个翻译者、研究者的身份,平等地与人交流。他说:“有篇报道我的文章写得蛮好,但题目是《请注视我,不要注视我的轮椅》,结果还是让人家注视我的轮椅了。我希望,不要把我的成就与残疾联系起来。残疾人与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有生活、工作、贡献的权利。”
薛范2岁时因小儿麻痹症致残。但聪明过人的他,自小就没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他和同龄人一起快乐地上学,门门功课都很好。中学时,他迷上无线电,很先进的五个灯管的电子收音机,他都能装配。然而,高中快毕业时,老师考虑他肢体有疾,劝他改学外语,将来搞搞文学翻译,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听从了老师的劝导,高中毕业后,报考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谁知道,在开开心心到学校报到时,他却被告知:不予入学。原来,在体检时,医生忘了在他的表上填上“肢体残疾”,学校以为他是健康人,因而发放了录取通知书。但那个时期,残疾人是不能进高等学府,尤其是外语类学校深造的。
一个残疾人,想以自己的奋斗和智慧,获得与正常人同等的待遇,却成为一种奢望。这使心气蛮高的薛范“憋屈得很”——“就算我是一只丑小鸭,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歌呀!”
在记忆中,有件事令他难以忘怀:年轻时的一天,他们几个残疾人在人民广场一角有说有笑地聊天。几个年轻人走过来,议论道:“噢哟,残疾人还要介(这样)开心做啥?”顿时,薛范的情绪一落千丈。他很气愤:难道残疾人就没有高兴的权利,没有生活的权利?
人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这句话,对薛范不是一般说说的,而是融在血液里,刻在心尖上,埋在骨子里的。一些小事,在平常人看来不算什么,他却很在意。比如,某天一位熟人打电话给他,说在电视中的“送温暖”活动里看到他了,觉得很奇怪,别人看到领导上门慰问,都很激动,他却一点也不。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激动?”
这使我想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他授勋的事。1997年11月10日,北京，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大厅,叶利钦总统俯身将一枚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佩在薛范胸前。轮椅上的薛范很平静,看着总统,露出淡淡的笑容。他说,在上海听说这一喜讯时,心中的一泓湖水就平静得波澜不兴。
联欢节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人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惜别莫斯科。这首由苏
联著名作曲家索洛维约夫和歌词作家马都索夫斯基创作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获得了此届联欢节歌曲大赛金奖。薛范很兴奋,决意将它翻译配乐成中文歌曲。然而,两天过去,他还是没有拿出满意的译文。
这天晚上,他放下译稿,去欣赏一部歌剧。回来的路上,突然从一户人家的窗口飘来悦耳的钢琴声。他停下手摇车,仔细倾听,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静静的黑夜、淡淡的路灯、悠悠的琴声……薛范的心中涌起一股诗意,一种浪漫。回到家中,已是午夜一点钟了,他拿起未完的译稿,文思如潮,很快译完。
当年9月,上海《广播歌曲》刊登了薛范翻译配乐的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随后,各省市音乐刊物纷纷转载。
于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苏联走向中国。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中的家庭,几乎无一不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2006年,“俄罗斯年”系列活动使中国掀起了雄劲的“俄罗斯文化旋风”。一首首熟悉的俄罗斯民歌再次传唱,成了唤起记忆、传播美好的友谊使者。《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友谊之歌》、《再见吧鸽子》、《共青团员之歌》……听着这些旋律响起,薛范感到宽慰,却依旧宠辱不惊。作为一个下肢严重残疾的人,一个翻译配乐近千首前苏联民歌、为其进入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宠辱不惊,也许是他在经历了太多悲欢荣辱后,炼铸的重要个性。
“丑小鸭也要唱出自己的歌”
签名售书、担纲顾问、出任嘉宾……薛范参加过无数回有关音乐的活动,却从没有作过关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报告和演讲。他愿意以一个翻译者、研究者的身份,平等地与人交流。他说:“有篇报道我的文章写得蛮好,但题目是《请注视我,不要注视我的轮椅》,结果还是让人家注视我的轮椅了。我希望,不要把我的成就与残疾联系起来。残疾人与正常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有生活、工作、贡献的权利。”
薛范2岁时因小儿麻痹症致残。但聪明过人的他,自小就没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他和同龄人一起快乐地上学,门门功课都很好。中学时,他迷上无线电,很先进的五个灯管的电子收音机,他都能装配。然而,高中快毕业时,老师考虑他肢体有疾,劝他改学外语,将来搞搞文学翻译,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听从了老师的劝导,高中毕业后,报考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谁知道,在开开心心到学校报到时,他却被告知:不予入学。原来,在体检时,医生忘了在他的表上填上“肢体残疾”,学校以为他是健康人,因而发放了录取通知书。但那个时期,残疾人是不能进高等学府,尤其是外语类学校深造的。
一个残疾人,想以自己的奋斗和智慧,获得与正常人同等的待遇,却成为一种奢望。这使心气蛮高的薛范“憋屈得很”——“就算我是一只丑小鸭,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唱出自己的歌呀!”
在记忆中,有件事令他难以忘怀:年轻时的一天,他们几个残疾人在人民广场一角有说有笑地聊天。几个年轻人走过来,议论道:“噢哟,残疾人还要介(这样)开心做啥?”顿时,薛范的情绪一落千丈。他很气愤:难道残疾人就没有高兴的权利,没有生活的权利?
人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这句话,对薛范不是一般说说的,而是融在血液里,刻在心尖上,埋在骨子里的。一些小事,在平常人看来不算什么,他却很在意。比如,某天一位熟人打电话给他,说在电视中的“送温暖”活动里看到他了,觉得很奇怪,别人看到领导上门慰问,都很激动,他却一点也不。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激动?”
这使我想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他授勋的事。1997年11月10日,北京，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大厅,叶利钦总统俯身将一枚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佩在薛范胸前。轮椅上的薛范很平静,看着总统,露出淡淡的笑容。他说,在上海听说这一喜讯时,心中的一泓湖水就平静得波澜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