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口研究的问题
何先生认为明初的人口统计在大部分地区“无论就其条令规则还是实际效果而言都接近于近现代人口调查”，虽然有遗漏，但总体可靠，而以后的人口数字逐渐脱离了实际，胡编乱造。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明初的户口登记制度，并认为某些地区方志中记录的平均每户的人数（户的规模）比较“合理”，但如按同一标准，被他全盘否定的宣统至民国的人口统计要比明初可靠得多。近年来，随着原始人口登记资料——黄册底籍的发现与利用，进一步提高了明代人口的研究深度，明中后期的黄册中有大量超过100岁的人口，他们并非自然人，而是纳税单位（户）的名称，这是破解明中后期人口统计数字真相的一把钥匙，何先生并未发现这一关键。

清朝人丁研究的问题
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中高度赞扬何先生的研究：“笔者尤其推崇何炳棣对于‘丁’的出色研究，他使我们从制度上把握了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册载‘人口’数据的实质，也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讨论明代乃至清代的人口”。何先生认为“丁”并非是官方规定的“16岁至60岁的纳丁税的成年男子”，“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赋税单位”，因此不能以丁数来复原中国人口数。研究清朝人丁问题的最原始资料是各地赋役全书、人丁编审黄册与题本，虽然何先生知道黄册的存在，但并未利用，而仅根据一些文集、官方的政书、某些地方志及其记录的有小数点、有粮食计量单位的人丁，便做出了人丁是赋税单位的论断。实际上，只要翻阅这些资料就会明白，人丁不仅有粮食的计量单位，还有白银的计量单位，它们是“照田地计丁”、“照粮计丁”的产物，确属赋税单位，但同样也存在着更多的“照人计丁”，依然是纳税成年男子的人丁；何况康熙五十一年之后，永不加赋的“滋生人丁”，与赋税完全脱离了关系。因此说“丁”就是赋税单位的观点并不正确，“丁”的含义不能脱离文本语境以及具体情况简单、笼统地一概而论。

清朝民数研究的问题
乾隆五年开始实施民数汇报，实质是人口登记，即利用原有的户籍管理——保甲制对户籍人口进行统计汇报。何先生对此制度进行了研究，利用的基本资料是《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以及地方志、文集等，而研究民数的最原始资料是各地上报的民数奏折与黄册。何先生未发现福建的台湾府与贵州存在着制度中没有的流寓人口，台湾、贵州、广西存在着制度中没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而这些在奏折中都有明确的记录。规章制度与实际执行往往不一致，民数奏折与黄册反映的民数汇报执行情况以及各地的差异，在官修的史书、政书中很多都没有反映出来。乾隆皇帝宣称民数汇报只“用以验盛世闾阎繁富之征”，精确的民数并不是其首要目的。官方因行政成本及担心可能导致的社会骚乱，一直避免“按户清查”，因此民数汇报的结果有明显的随意性和官方操作性，其准确性远不能与民国时期的人口登记、普查相比。自乾隆六年至四十年，广东上报的民数一直有小数点，而民数与赋税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何先生发现了这一事实，不知又将如何解释。但他却认为清朝乾隆到道光时期的民数统计“比较有用”或“有些用处”，并据之估计出这一时期的人口数，而民国时期却被他认为是“人口统计学的真空时期”，完全不能利用。

民国人口的问题
何先生认为清末到民国所有的官方人口数字都不可信，因此尽管书名表明其研究期间是从1368—1953年，但他实际上放弃了对1902—1949年间中国人口总数的研究。他把1936年发布的内政部修正数419,640,279人，误认为是1916—1917年公布的民国元年普查结果，他引用的宣统普查人口数是威尔考克斯的估计——341,913,497人，因此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比1911年的数字（宣统普查数）猛增78,000,000的原因”。这是何先生彻底否定宣统与民国元年普查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威氏误将宣统普查阶段性的结果当成了最终结果，因此估计完全错误。总之，何炳棣引用的两个数字都是错误的，它们既不是他认为的宣统普查数，也不是他认为的民国元年普查数，因此他以这两个错误的数字来否定两次普查完全错误。所有大规模的人口统计都有误差，因此就全面否定，并非正确的研究态度。明朝初年、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间的人口统计比宣统普查、民国时期的误差要大得多，何炳棣却认为前者较可靠并且彻底否定后者，这不仅是误读史料，而且是持双重标准，并完全回避了对后者的研究——这些大量的、详细的、系统的数字需要人口统计才能解读。何先生的“前言”与费正清为本书所写的“序”，均阐明本书仅是制度史与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不是历史人口学著作，并未运用人口统计分析。研究人口不能回避制度研究，统计分析再精妙，根据的如果是错误的资料和数字，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毫无意义的、错误的。但即使局限于制度领域，何先生的研究也存在大量的、系统性的错误。清朝留下了数以千万件计的、完整的、系统的中央政府档案，再加上各地方的档案，浩如烟海。研究清朝的问题不利用这些原始档案，而只利用官修的政书、志书、实录一类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研究清朝与之前各朝代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民国的情况则与清朝类似。何炳棣上述所有的错误，几乎都与其引用的二三手资料有关。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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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被杜大师都黑出翔来了
不过他俩貌似都没有直接使用黄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