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平崛起论”的战略意义大于政策意义，它符合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政治家们提出的和平崛起，或许难免有欺骗的意义，但把“和平”与“崛起”联系在一起，其实开启了一个新思维的空间。根据有关的资料显示，“和平崛起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论调，不过，这个论题远远大于上述的国家间关系的政策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涉及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根本考量。
按照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贯理论，国家间利益的获取主要依靠各自的实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能力，因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的变革，对先在的大国构成挑战，冲突，乃至剧烈的冲突就是势所难免的，所谓和平的崛起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的修辞。 所以他们的观点是悲观的，认为世界权力的转移往往伴随着战争，中国目前的崛起也不会例外。 政治自由主义在如何看待大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民主化好战论”，一种是“民主和平论”。 按照第一种理论，中国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论便不能成立。因为这个理论暗含着一个前民主大国崛起的“和平悖论”：它要和平崛起，必须以民主化方式崛起；而民主化将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为泡影。这等于说，中国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会和平。“民主和平论”与之相反，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国家不会或很少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 这个理论如果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可能的事件；如果不能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个不可能的事件。
值得主义的是，民主论的两派观点，都涉及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国际秩序中的国内政治结构或政体问题，无论是战争论的还是和平论的，都认为一个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的变化，与其政治制度有关。其实，自由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在于康德主义的永久和平论，只不过康德的宪政共和主义的人类和平图景，在我看来比民主论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秩序的本质，当今“欧盟”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康德主义的一个前奏。暂且不说上述的三种主要观点的是非，而且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建构出来的，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必然。从我国的长远目标来看，致力于一种和平的国家崛起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这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超越目前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建立一种超越战争与和平论的国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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