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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夫差和勾践＜br＞读李劼的《吴越春秋》有感
来自中国青年网
在春秋称霸的历史上，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同一般的。他们在范蠡的谋划下进行了一次至柔与至刚的博弈。这次博弈是以生命、尊严和国家为赌注的。在这场博弈中没有胜利者，夫差失去了爱人和国家，而勾践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但是，从后世的评价不难看出，人们更欣赏夫差的阳刚而鄙视勾践的阴柔。 勾践因为“卧薪尝胆”而名流千古，许多失势权贵和失意文人纷纷效仿他的忍辱负重和励精图治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而夫差呢，却只留下了个因贪恋女色而误国的昏君。这是历史学家给他们下的定论。但是随着个人意识的增强，人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更全面和客观，于是很多学者开始为夫差翻案，认为夫差才是真正的英雄，只不过是个失败的英雄罢了。他们的博弈和较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至柔与至刚的博弈 可以这么说，范蠡是夫差和勾践博弈的发动者和策划者。如果没有当时范蠡的投降策略，勾践极有可能在夫差攻下越国时就成为夫差的刀下游魂。是范蠡改变了他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夫差的命运。 古代的高士都有夜观天象的本领，范蠡也不例外。在范蠡出山之前就夜观天象，知道了那次战争勾践必败的结果。当勾践在战败向其寻求破吴或者说是保其性命的策略时，范蠡首次提出了被后代君王广泛采用的“怀柔”政策，他是根据“以柔克刚”的道理演变而来的。
范蠡告诉勾践他夜观天象的结果，他发现吴王夫差为纯阳之体，而越王勾践则阳中含阴，吴王为阳刚，越王刚中有柔。于是又告诉勾践说：“克刚者，柔也；克至刚者，至柔也；天下至柔者，流水也。大王若能将天性中的柔性变成流水一般的驯服，大王便得了转机。”于是向勾践提出来拯救越国的上上策：向吴王夫差请降。并一再强调是真降而不是诈降。诈降只能救一时之急，真降才能图救亡之大业。诈降之柔好比布帛，真降之柔好比流水，利剑可穿破布帛，但断断不可穿破流水。只要勾践如流水，纯阳的夫差在乾卦上一旦走完飞龙在天之象，勾践的转机就可到来。勾践越柔顺，夫差就越快地走过九五之象，落入亢龙有悔之境地。
于是，就出现了文种率全国之百姓将士开城门而降，尤其是文种匍匐而进直至夫差脚下的场面，这就拉开了越王勾践投降的序幕。等到勾践上场，就更难让夫差手刃勾践，以报父仇。只见勾践跪在夫差面前，低垂着脑袋，十分自然地作出一副十分懦弱的模样，并一遍遍地说道：“吴王陛下，罪臣该死，请陛下恕罪，勾践愿意为您做牛做马来报答您的不杀之恩”。无论文种还是勾践，他们关于的请降的表演都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水是向低处流的，假如人能够流的比水更低，水就失败了。也正是勾践的这个选择，改变了他和夫差的命运。 而吴国自太伯开国以来，一向崇尚礼仪、仁义，讲求情趣。虽然吴国前有孙武将军辅佐后有伍子胥辅佐，但依然是个礼仪之邦，于是夫差就有了心慈手软的性格。中国有句古谚“性格决定命运”，而范蠡抓住的恰恰就夫差的心慈手软，因为他知道以夫差的性格，他是不可能杀死一个向他苦苦跪地求饶的可怜虫的。正是利用了夫差的心慈手软，勾践才得以保存性命，有了复国的可能。当然，夫差也不是只有匹夫之勇，但是只是勾践的表演实在是太完美了，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伍子胥都找不到一丝破绽，更何况本不太关心勾践的夫差。范蠡曾告诉勾践“投降固然是败者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倘若投降者善降，那么败者就可能转胜，而胜者则可能转败”，也许正是因为这句话，才促使勾践成为一个真正的善降者。 在以柔克刚的开始，勾践以保存性命为目的，夫差因为自己的心慈手软饶过了勾践，虽然仅仅保存了性命，但对于勾践来说，在这场博弈中，他已经成为了胜利者。
三、越肱股之臣的博弈 毫无质疑，伍子胥是一位优秀的相国，无论在战场上的运筹帷幄还是治国之术，他都是屈指可数的人才。在范蠡出山之前，可以说越国是没有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当然，文种也很优秀，但与伍子胥相比，文种缺少了谋略和豪气。文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实干家，这在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就可以看出。在很多时候，文种只是一味地实施范蠡的一个个建议而很少有自己的主张，用范蠡的话说，文种好像总在忙碌。这也说明了文种只是一个治国的能才，而非运筹帷幄的谋士。 范蠡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结束了伍子胥的时代。范蠡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克制伍子胥，自从范蠡出现，伍子胥的计谋总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很好地贯彻实施，他感觉自己时时受到范蠡的牵制。使原本有利于吴国的情形一点点地向有利于勾践的方向发展。伍子胥和范蠡同时楚国人，同时，伍子胥和范蠡的师父孙武将军又是老朋友，经过几次的较量后，伍子胥吃惊地发现，范蠡好像比孙武更不可思议，他的很多谋略都远远地超过其师父。于是乎，伍子胥仰天长叹，这是天命，这是天命啊！ 退一步讲，伍子胥即使比范蠡强，他也不能改变最后吴国的命运，因为吴国的伯嚭是远远不能和越国的文种相比的。伯嚭之于文种，圆滑有余，而实干不足，而且贪得无厌。如果不是他的贪婪，也许死的也不至于那么悲惨。文种是一心一意治理国家，怎样对国家有利，他就怎么做；而伯嚭怎不然，伯嚭是一心一意地讨大王开心，只要能让大王高兴的事，他都会坚决执行，不管别人对他的看法。对他来说，百姓的死活是不值得一提的。为西施和郑旦建姑苏台就是一例。 再者，从两国大臣的关系上来看，吴国也是远远无法与越国相比的。范蠡和文种与伍子胥和伯嚭分别代表越国和吴国的最高官员，是除了大王以外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是否配合，对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范蠡清楚这个道理，同时，文种也知道，于是他们无论在治理国内，还是对待吴国的各种问题，都配合的天衣无缝。更重要的是，文种甘愿听从范蠡的派遣，对范蠡的建议也是绝对地听从和实施的，很少注重自己的得与失，他们两个很少有甚至从没有过冲突。而伍子胥和伯嚭呢，可谓是各行其是，他们很少有政见相同的时候，更不用提他们在各种事情的配合上。特别是伯嚭简直以找伍子胥的茬为乐，并且常常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国是大局。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伍子胥已实现吴国的振兴为己任，而伯嚭以能得到大王的欢心，满足自己的私心为人生追求，他们两个可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伍子胥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可以说是吴国灾难性命运的开始。 这场进行在臣子之间的博弈也是一吴国失败告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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