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带有病态的文化活动，历代政府均出面加以制止。对赌博处罚最为严厉者，首推宋元时期，轻者罚金配遣，重者处斩。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赌博的种类辈出，有关赌博的述作层出不穷。举国上下，上起皇帝官僚，下至平民乞丐，纷纷参加。至于辽道宗晚年以掷骰来量彩授官，更是前所未有。
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影响颇深。但史学界对之一直重视不够，宋元时期更是如此。查阅近年来的宋元史研究成果，仅有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中国赌博史》（萧梅花、郭双林著），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出版的《黑白二十四史》（杜永明主编），两书对宋元时期的赌博现象均有论述，但都局限于对当时几部赌博专著的阐述。而有关专题论文，至今亦尚未发现。本文试就宋元时期的赌博活动进行较全面的探讨，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宋元时期赌博的种类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曰：“夫博者，……且长行、叶子、博簺、弹棋，近世无传者。若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俚不经见；藏弦、樗蒲、双蹙融，近世废绝；选仙、加减、插关火，太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奕棋，又唯可容两人；独彩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 [3] 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博品种纷繁复杂，但多已失传且难以理解。
考宋元时期流行的赌博种类，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的赌博种类，按其用具的不同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１、 球类赌
主要有蹴鞠、击鞠和捶丸。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球戏发展的一个高潮。承袭隋唐以来的蹴鞠和击鞠，在这一时期得到兴盛。尤其是蹴鞠，由于得到大宋皇帝的垂青，得以迅速发展，并传入辽金。这种博戏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两队比赛以进球多者为胜。亦有二人、三人比赛，但不用球门，仅凭控球技巧取胜。击鞠和蹴鞠类似，但击鞠为骑马击球，类似于马球。由于蹴鞠和击鞠对抗性太强，宋元时期在其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的球戏枣捶丸。这是一种杖击球入窝的博戏。以击球入窝所用杖数少者为胜。此项活动场地和人数限制不大，加上当时宋徽宗和金章宗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得到迅速发展。蹴鞠、击鞠和捶丸本身是一项体育运动，但和隋唐时期一样，这类球戏被用来赌博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尤其是捶丸。元代出现的捶丸专著《丸经》，更是对捶丸赌法有详细的规定。球类赌由于受场地、规则等限制，一般多流行于上流社会。


２、 奕棋类赌
主要指围棋和象棋。围棋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发展。而隋唐时期衰落的象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由于两宋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而且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并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南宋时高宗赵构等帝王更是大力推广。从而使得象棋在当时得到迅速普及。原来种类众多的大小象戏（及象棋）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这在现代中国象棋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在隋唐时期博弈开始分离。博戏进一步粗俗化，成为一种谋取财物的手段，奕棋则成为与琴、书、画并称的所谓雅戏。不过，这种博弈分离，在当时只是相对而言，但实际生活中弈棋赌从未中止，弈棋赌仍然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且盛行于各个阶层之中。如前李清照的叙述，就认为大小象戏（即象棋）、弈棋均为博戏。而南宋的洪遵则更是明确指出：“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至双陆、打马、叶子，视明琼为标的，非图则无以得仿佛。” [4] 当时，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文人士大夫等上流社会更是钟情于此。


3、掷骰类赌
宋元时期，除了球类赌和弈棋赌外，还有很多种赌博方式。这里我们把需要掷骰子（及色子）的，皆归为掷骰类赌。此类赌博品种主要有承袭隋唐的双陆、彩选以及宋元时期新出现的打马、除红、响屟等。此类赌戏玩法各异，且复杂多变，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均需要用骰子，另有枰（棋盘）、马（棋子）、图谱（根据所掷彩数的贵贱，决定进退的各种规则）、筹（参加者每人出相同数量的钱作为赌注）。很明显，这类博戏均来源于三国时期的波罗塞戏和樗蒱。其中彩选，风靡各地，并有刘邠加以发展，著有《汉宫仪》一书。双陆，虽有洪遵的《谱双》问世，但因赌法繁杂，南宋时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但在辽金极为盛行。中原地区代之而起的是打马、除红、响屟。流行的打马，由李清照对当时源于双陆的几种打马进行精简而成，并施以文采，附有专著《打马图》。而此时出现的响屟，玩法同打马类似，但亦有用美女代替棋子在地毯上行走的玩法，则称之为“肉棋”。宋扬无咎对之进行研究，著有《响屟谱》一书。至于除红则是仅用四粒骰子和一份图谱，不用棋子，简洁易行，俗称“猪窝”。元末明初时，杨维桢对此种博戏的骰彩重新立谱，撰有《除红谱》一书。其中彩选和打马至明清时期仍流行不衰。由于掷骰类赌，极为富丽，赌注较大，玩法相当复杂。除掷彩需凭运气外，还需在行棋过程中斗智。显然，这类赌戏是达官贵族、闲雅文士的专利。


４、斗禽虫类赌
斗禽虫这种古老的赌博方式，先秦时期即已存在。 斗鸡、斗鸭、斗鹅、斗鹌鹑、走马、走犬及斗促织等在宋元时期都非常流行。其中源于唐朝的斗促织，在这一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并有多部专著出现，尤以贾似道的《斗促织》影响最大，并为明清时期斗促织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由于这类赌戏不受场地、人员、赌注等限制，故在当时风行于各个阶层，尤其是民间非常流行。


辽、金、元在引进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赌博文化。据《辽史·罗衣轻传》载：辽兴宗与其弟耶律重元“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竟，前后已偿数城。”真是赌得天昏地暗。不久两人再赌，伶官罗衣轻出面制止：“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 [12] 兴宗这才罢手。居民城邑均可作为帝王的赌资，这种赌博真可谓惊天动地，绝非一般赌徒所能为之。而更有甚者，辽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可见道宗的赌兴也太大，竟然命大臣在朝堂上掷色子比大小，来决定官员的升迁。这次耶律俨最幸运，“得胜彩”，而兴宗也真的兑现，曰：“上相之征也。” [13] 于是迁知枢密院事。此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至于宋元时期皇帝怂恿大臣赌博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这一点将在帝王纵赌中论述。


２、士大夫文人贪赌
正所谓“上之所尚，民必尚之”。有皇帝带头赌博，臣民们就无所顾忌了。
关于宋元时期士大夫贪赌的记载频出史端。宋安国军节度使郭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蒱博。” [14] 而“李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饮宴，（张）洎因切谏之，仲寓谢过。复数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泊随与之绝。” [15] 知错不改，可见其恶习之深。因为嗜赌之人犹如吸食毒品，往往本性难移。即使是在悠关大宋命运的澶州之战中，作为阵前总指挥的宰相寇准亦未忘记“与杨亿饮博” [16] 。而杨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棍。据《宋史·章得象传》载“得象尝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睡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反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17] 对这种豪赌，《宋史》作者却以一种夸耀的口气赞叹道：“其度量宏阔如此”，由此足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再如《宋史·刘审琼传》，“审琼尝给事外诸侯，雅善酒令、博鞠。” [18]
如若把寇准的行为和东晋宰相谢安在淝水之战的关口“围棋赌墅”相提并论，说成是有“庙堂之量”。那么南宋奸相贾似道则是个无可争议的赌徒。《宋史·贾似道传》：“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至执掌中枢后，仍迷恋斗蟀。元兵南下，赵宋王朝岌岌可危，“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国家大事、军国重任，全忘到了脑后。若赌友们一时不能凑齐，则“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19] 时人讥之为“蟋蟀宰相”。因为贾似道不仅嗜其斗戏，而且对蟋蟀作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促织经》一书。该书从蟋蟀种类、形状、体质、斗志、颜色以至到头、脸、腿、肉均作了一一论述，至于对那些优质品种如何捕捉、饲养、医治，以及斗蟋蟀的技巧等，更是详之有加。此书成为中国调教蟋蟀之祖本，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但可惜它并不是作为一部生物学著作出现，而是作为一部劝赌的著作出现的。从而使斗蟋蟀一度盛行。


３、百姓爱赌
有关宋元时期民间赌博的记载，翻开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可谓比比皆是，且赌风炽盛。当时不仅出现了“穷富赌钱社” [26] 这样的专门组织，而且出现专门的赌场枣“柜坊”。苏轼在其奏议中更是明确记载仅一个汴京城就有“柜坊（赌场）百余户”，“招军民赌博”。《松漠纪闻》亦载，当时“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27] 遍布各大城镇的茶肆，也成了变相的赌场。宋西湖老人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当时杭州城赌风昌盛的情景。“城外有二十座瓦子，……中作夜场，……赌赛输赢……每日如此。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 [28]
由于蹴鞠、双陆、彩选、打马、除红、响屟等手续繁杂或赌时需用图谱，故一般流行于
上流社会。民间更盛行的则是各类斗戏及关朴等。
斗戏主要有斗鹌鹑、斗鸭、斗鹅、斗鸡等。《岭外代答》称“番禺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 这些斗戏自然多同赌赌博相结合，而且有时“注以黄金，观如堵墙”。 [29] 而始于唐代的斗促织，在此时则尤为盛行。《西湖老人繁盛录》载：“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以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这些蟋蟀当然不光是为了观赏，更多的是用来赌博。“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买。每日如此。”这种赌博方式，每年直至“九月尽，天寒方休。” [30] 一些人更是对之痴之若迷，斗蟀“依稀乎命帅出征，仿佛乎拜将登坛。赌以王尘，注以金钱。” [31] 而贾似道《促织经》的问世，更是把此赌戏推向繁盛。


关扑之风到了南宋则更甚。据《云麓漫钞》载：“ 扑食物法有禁，唯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开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它百物无不然。非如今常得 扑也。” [34] 由此看来来，南宋关扑更是不受限制，并日渐兴盛，“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盛，扑买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如遇元宵尤盛。” [35] 甚至还出现了流动赌场，“关扑船，亦不少。” [36] 故西湖老人有“扑卖盈市” [37] 之叹。就连大宋皇帝也为这种风气所感染。据《癸辛杂识》载“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朴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与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 [38] 这里的“珰”指宦官，“镘”通“幕”，即古铜钱无字的一面。由此，我们一方面可见宋理宗对关扑赌赌的热衷，另一方面亦可相信，在宋时的赌博中亦有“出老千”之举。
但是，有些关扑则非一般百姓所能为之。“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39] 可见关扑赌已浸染各个阶层。
这种炽热的赌风以至影响到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陆游在《老学庵游记》中记载，他在叙州（今四川宜宾）无等佛殿西庑堂，曾见“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扁，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 [40]
至于辽金元的民间赌博限资料有限，难以描绘其详情。但从下面所谈及当时政府禁赌律令之多，自可以断定赌风不亚于宋。

２、宋元时期的禁赌
宋立国之初制定的《宋刑统》中就规定“诸博戏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合者，各如之。” [57] 对赌博按盗窃罪论处可谓处置亦严。鉴于赌风太盛， 太宗于淳化二年二月再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58] 对此诏令，《宋会要辑稿·刑法志》记载更详：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之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其同罪。” [59] 对赌徒处以此等重刑，可谓历史罕见。而在宋真宗年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立之诘问。立之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 [60] 即使是登科进士，只要以前犯有赌博罪，除革除功名外，罚铜四十斤，还要处以流刑。这说明至少到宋真宗年间，对禁赌诏令的执行还是相当严格的。
与宋并立的辽金王朝，也颁布了相应的禁赌律令。（金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 而且金世宗还为之解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 [61] 世宗希望通过重点打击品官赌博来制止社会上的赌风。讲礼仪和廉耻，对嗜赌成性的赌徒来说，似乎是对牛弹琴，杖刑自然也无法遏制猖獗赌风。于是金世宗再次下诏：“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试图把对官吏赌博的处罚，同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可是同样收效甚微。但金朝这一品官犯赌博法的制定，开创了明令禁止官吏赌博的先河，为明清时期法律中禁止官员赌博律文的出现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元则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尽的禁赌法令。元世祖在至元十二年二月下诏：“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 [62] 《元史·刑法志》更有具体律令：“诸赌博钱物者，杖七十，钱物没官，有官者罢现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再犯加徒一年。应捕故纵，笞四十七，受财者同罪。有司纵令攀指平人，及在前同赌之人，罪及官吏。赌饮食者，不坐。诸赌博钱物，同赌之人自首者，勿论。诸赌博，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脏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不以展转攀至革拔。” [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赌博罪行的认定、处罚的细节、职官的责任，均有详细的规定。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亦反映出当时赌博现象之普遍。
面对社会这种赌博恶习，士大夫中一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官吏，纷纷发出禁赌倡议并尝试禁赌措施。

《清波杂志》载：“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本乃月（应为‘日’）胜日贫。吕正献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 [64] 宋神宗年间，改革家王安石更明确提出，赌博废事失业，极力反对。据《拊掌录》载：“叶涛好奕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奕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65]
而地方官吏对赌博的危害则认识更深，并尝试禁赌。大臣方秋崖曰：“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赌博，终而盗贼；始而嬉戏，终而斗殴；始而和同，终而必争。败事丧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 [66] 于是，一些地方官吏在政府禁赌不力的情况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禁赌。“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胡颖（胡石壁）宣布：“本府严赌博之禁，与禁盗贼同，盖以赌博不已，必至为盗故也。” [67] 《宋史·薛季宣传》亦载，时患盗，季宣行保伍法，“禁蒱博杂戏，而许以武事角胜负。”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