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世界历史是已经“大学毕业”的西方人一直羞于提及的，那就是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启蒙作用，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繁多而准确的历史的证据摆在面前也由不得他们不承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帮他们回忆一下这段历史，也提醒一下那些一惯高傲的西方人，让他们记住：你们的启蒙老师是中华。
　　在这里，我们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启蒙的过程，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元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了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西方称为契丹），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明万历十年)，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并且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寄回本国，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其后有西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 他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称誉中国人勤奋，“几无游手好闲之徒”，《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
1584年(万历十二年)西班牙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 出版了西班牙文《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而且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而中国的法律则不仅“惩非”，而且“赏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金尼阁年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4年，英人赫伯特(Lord Herbet)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与专制制度发起冲击。他们认为东方的孔子便是“自然神”论者，便从孔子身上吸取思想资料，反对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反对有“神的启示”的存在。休谟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信徒。” 这一观点，不仅是知识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基本信仰的大问题，这让当时的欧洲人不再相信基督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国家只占世界一小部分而已，中国，它有五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拥有三亿人口，跟欧洲差不多大，它根本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基督教义，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吃无穷的痛苦”，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于是在整个十八世纪，主张自然神教的人，就利用这个惊人的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既然孔子的门徒在根本不知何为基督的情况下，只是按照理性的原则自然地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那么，“神学”就是不必要的 “神的启示”也是不必要的。-这在欧洲搅起了掀天揭地的大讨论，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解放了“人”的力量，为早期启蒙运动开拓了可贵的阵地。
　　1655年葡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这时中国是西方眼中“智慧的国度”。这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21年英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剌。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耍。”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