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囘子·谋攻》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对《谋攻》的这两句话，东汉末年的曹操首先注释错了，后人畏于曹操的“权威”，只敢错上加错，却不敢纠正错
误。
（一）“全”的本意与应用
在先秦典籍里“全”的意思有两种，（1）是全部、完整；（2）是保全（自己）。无论是哪一种意思，都没有把“全”作为使动词来使用的。春秋时期，“全”这
个词还没有普及使用。孔夫子集文化之大成，但是，记录他和弟囘子们对话的《论语》里，没有使用一个“全”字，证明齐鲁一带知识分囘子的语汇里，缺少“全”
的位置。战国初年才成书的《老囘子》里有：“曲则全，枉则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语哉？诚全而归之。”这里的“全”都是“保全自己”的意思。从此，
“全”被道囘家学派赋予了理论上的新意。“破”既可以指己方，也可以指对方，当“破”与“全”作为一对理论范畴出现时，必然是指己方。
《庄子》发展了《老囘子》的“全”理论，对“全”使用得很频繁，《养生主》有：“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全生”指保
全、保养自己的生命。“全生”范畴的提出，为战国中晚期的“全”理论，开拓出一片广阔的空间。《吕氏春秋·贵生》道：“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
死次之，迫生为下。”子华子作为老庄学派的人物，对生命存在的层次进行了划分，“全生”的意思与《老囘子》《庄子》中的“全”一脉相承。我们现在常用的
“全身而退”一词，就是保全自己的意思。《吕氏春秋》里还有大量的“全”字，如《执一》有“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仍然是“保全”己
方的意思。
遍检先秦典籍，越到战国末年，“全”字使用的频率越高。《荀子·王制》道：“知强大者不务强也，虑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则诸侯
不能弱也。”“全”指保全自己。即使是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里，给春秋末年的人物安排的“全”语言，意思也不例外，“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
命。’”
那么，在军事领域里，“全”又是何意呢？《孙膑兵法·八阵》道：“全万乘之民命……”意为：大国作战，要最大限度地保全己方百囘姓的生命。《战国策·齐策
一·十三》载齐威王在章子率部出征，攻打秦军之前说：“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全兵”，保全我方的部囘队。《战国策·魏策三·三》有：
“燕赵之所以国全兵劲……”燕赵两国囘保全了自己的国囘家，兵力强劲。《战国策·赵策三·一》有：“此坐而自破之道也。”这是犯了使自己受损害的错误。
《战国策·赵策三·八》有：“赵以亡败之余众，收破军之弊守，而秦罢于邯囘郸城下。”赵国凭着长平大败后余生的人众，收拾受损严重的部囘队，进行拼死防
守，强大的秦军反而顿兵邯囘郸城下。上述大量例证中的“全”，如解释为“使敌军完整地屈服、投降。”实在是荒谬绝伦。白起在劝阻秦昭王伐赵时说：“臣闻明
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破国不可复完，死卒不可复生。”（见《战国策》）意为：伐赵不利，我们秦国受损，不易恢复，死去的将士不能挽回生命。
“全”理论被引入军事领域后，到战国末年才快要与“破”构成一对理论范畴，这个理论范畴是专指己方，而非指敌方。至此，“全”与“破”要建立必然的关系，就需要理论的创新，而历囘史留给“全”“破”这对理论范畴创新的时空，只剩下秦始皇亲政后的一小段时间。
（二）《孙囘子》“全”理论的本意
《谋攻》把诸子百家里分散的“全”“破”理论，集其精粹，大气包举，一网打尽，使之建立起必然的有机联囘系，在理论上极具创新意义。
可是，曹操对“全”“破”句的注解为：“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败而得之，其次也。”意为：“发兵远征，包围敌方
城市，断绝他们的内外联囘系，使敌方国囘家完整地投降、屈服为上策，派部囘队打败敌国、敌军，然后得到他们，为次一等的策略。”之后的注家亦步亦趋，都跟
随着曹操的错误将其解释为：“使敌国完整地屈服为上，击破战胜敌国就为次了；使敌军完整地屈服为上，击破战胜敌军就为次了……”（见《武经七书——中国古代兵法经典》.三环出版社.1991年.第1版）


以曹操“读书”的水平，“瞒”人一时尚可，然而能“瞒”天下“读书人”近两千年，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怪事了。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是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如本着为古人“讳”的态度，其落脚点必然是为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
（三）战国时期“全”理论的丰富含义
战国中晚期“全”理论的含义很丰富，但是，《孙囘子》文本对“全”理论没有定义，只是一句精典格言。而且，它的理论意义又被紧跟在后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句给曲解了。
根
据前后文本的意思，再结合战国典籍所论，“全”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指人力方面，如“全万乘之民命”“全兵而还”“国全兵劲”等等。第二指物力方
面，如公元前405年，魏赵韩三国联军在廪丘把齐军打的大败，《吕氏春秋·不广》载：“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此时，宁越建议联军后退三十里，让
齐军收囘尸，这样“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内攻”就是让齐国厚葬战死的将士，把齐国的财力、物力破费干净。《战国策·赵策三》载：田
单不喜欢战国以来的大规模用兵，他说：“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大规模作战，如没有大的收获，就是犯了使自己受
损的错误。《燕策一·八》载：苏代论齐国：“南攻楚五年，而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
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犹取哉？且臣闻之：数战则囘民劳，久师则兵弊。”齐国连年取胜，却四面树敌，师老民穷，得不偿
失，“国”“军”“民”难以保全。《战国策·齐策一·十七》载张仪之言：“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
亡卒数十万，邯囘郸仅存。虽有胜秦之名，而国破矣！”《韩非子·初见秦》一文有：“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
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秦国取得的大胜仗更多，但是，有些得不偿失的胜仗，使国囘家、军囘队、百囘姓、府库“破”而不能
“全”，应引以为鉴。所谓得不偿失，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战争成本，也可以发展为战争经济学。即战争的目的，最低目标是保存自己，使得失相当；更高的追求
是通过战争使国囘家富强起来，大有所获；最高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老囘子》第三十章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亡之后，必有凶年。”《管
子·法法》有：“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大思想家们一语中的，点破了战争对社囘会经济的伤害。
战国中晚期的人们，对“全”“破”
理论已经论述得很透彻了，所以，《孙囘子》对“全”“破”只是一句格言，具体的道理分散在各篇里。如：《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
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战争若不能速战速决，即使“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
不足。久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囘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囘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
囘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用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囘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
金；内外骚囘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战国众人所论，不如《孙囘子》一家之言。《孙囘子》若不是产生于众人之后，何以能尽得众人之精要也?若《孙囘子》在春秋末年，就把“全”与“破”作为一对理论范畴来研究，何以几百年的时间里，不见一例引用《孙囘子》“全”与“破”的精典格言呢？

一、“道”考
“道”
是先秦诸子的热门话题，各学派对“道”的阐释各不相同。最引人注目的是《孙子》里的见解：“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细
品之下，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定义，在先秦诸子里独树一格。《左传》载春秋时期的兵书《军志》曰：“有德不可敌”，这是春秋时期一个著名的军事原则。考之以
《左传》《国语》，可以证明：一切政治活动、军事活动，起码在表面上都要服从于“德”的要求，再辅之以礼、义、恭、信、敬、和、顺等诸多道德准则。如：
“以礼顺天，天之道也。”（见《左传
·文公十六年》），此“道”乃自然之“道”。若把“道”和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就是“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者也。”（见《左传·桓公六年》），“道”不
是“令民”，而是“忠于民”。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临死前说：“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见《国语·吴语》），若吴王阖庐时《孙子》已成书，并在破楚战
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夫差死前应该说：“今孤不道，不能令民与孤同意，可与孤死，可与孤生......”云云，夫差的所有言行丝毫看不出他受过《孙子》的
影响。《国语·越语》曰：“天道盈而不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吴、越两国最应该受到《孙子》的影响，可是，他们对
“道”的理解都是自然规律、自然之道，与《老子》的“道”距离很近，与《孙子》的“道”无丝毫相类之处。
在吴、越两国找不到《孙子》的影
响，我们就要考证一下《孙子》里“道”的发展源流。战国早期的《墨子·尚同中》提出“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即：天下所有的
人，都要与君主的意见保持一致。《管子·立政第四》提出：“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即：老百姓不仅要惟命是从，还要为君主而舍身。商鞅专门研究如何加强
法制，消灭个人意志，《商君书·算地》道：“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统治者要想尽办法做到“壹言”“壹务”“壹民”，即：让百姓只
相信一种思想，都去干同样的事情，这样才能把百姓统一起来。《荀子·议兵》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
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的“壹民”是从《商君书》里学来的，“善附民”是说统治者要善于吸引百姓，或想尽办法使百姓“附”于自己，这是战争取胜的先决条
件。至于怎样使百姓“附”于自己，办法很多。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研究的结果是：采用严刑峻法下的君主独裁专制“故民尽死力以从其
上。”（见《五蠹》），韩非的理论相当严密，他说：“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
而民听从......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见《六反》），在韩非的文章里，“令”字和
要求百姓为君主尽“死力”的字眼，冠于诸子典籍。从“附民”思想，推导出“令”的各种手段，也是学生对老师思想的发展。
《墨子》重在使百姓主动“同”于“上”；《管子》的要求稍高，百姓要“舍己”；《商君书》处处要求百姓为君主“致死”；《荀子·议兵》力求调和儒家与法家的分歧，“附民”便有儒家的色彩；韩非的理论创新在于直接了当提出一个“令”字。
在
兵学界，《孙膑兵法·八阵》有：“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陈（阵）则知八陈（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
之将也。”孙膑的“道”含义丰富，“得民心”这一点是道德层面的意思，完全没有他“祖宗”的“道”——“令”的法家色彩。《尉缭子·兵教上》提出：“令民
从上令，如四肢应心也。”，据前辈学者考证《尉缭子》成书于战国末年的秦国。《孙子》囊括了《墨子》《管子》《商君书》《尉缭子》《荀子》《韩非子》等典
籍的精华，把“道”替换成军事法家的内容——“令”，这种战国末年的秦国色彩，无论如何也无法涂改。若《孙子》产生于春秋末年，可是，在春秋末年的思想文
化里，找不到这种军事法家思想的渊源。若《孙子》在春秋末年就明确提出了这种主张，战国诸子们何必拐弯抹角地“尚同”“舍己”“致死”“尽死力”“附民”
呢？再把《吴子》《孙膑兵法》等战国中晚期的兵法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对“道”的论述，也没有受到《孙子》的影响。“兵经”开篇的第一个重要观点，
只和战国晚期秦国的兵法《尉缭子》有相通之处，只能证明“兵经”的产生晚于《尉缭子》。


对《孙子》的这句名言，今人总是作出错误的理解“虽然战争制胜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要归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上......具体说就是国君所推
行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和民意的，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见《孙子探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要“探”得《孙子》的个中三昧，必须在研究方法
上有所改变，即：把《孙子》和同时代的典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商君书》《尉缭子》《韩非子》与《孙子》在“令”的方面，具有相同的时代色彩，相同
的国别背景。“令”就是命令、强令、强制、必须的意思，“民”只能被动地服从。“令”的手段是赏、是罚、是刑、是杀，也可以是谋、智、计、诡、诈、连坐、
告密、阴谋、权术、特务等等，目的是“令民”去为君主拼命打仗。把这种强力推行的君主意志，解释为“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符合民意”等等，是对《孙子》本
意的曲解，也是对封建君主独裁专制的美化。“令”表现出一个强力的国家机器，对民众为所欲为的控制手段，即使“不得民心”，产生《孙子》的这个国家机器也
有力量强迫民众去干不愿干的事情。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多“诡诈”，他说的
“道”和《孙子》的“道”“令民”是一个意思。“无所不可”不仅指战场上所向无敌，也指政治上独裁专制、为所欲为。一个常识是：先秦军事法家所说的
“道”，和儒家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内涵根本不同。《孙子》里“主孰有道”的“道”，也应作如是理解。
要深入理解《孙子》里“道”的本质，就不能把《孙子》的思想进行共产主义式的现代拔高，必须联系文本里有关“诡”、“诈”、愚兵（愚民）手段、军事法家思想等论述，这些思想与众多的先秦典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孤立地拔高《孙子》里的思想，只能是盲人摸象。
二 “曲制”考
（一）“曲制”一词的产生
至
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曲制”一词，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到了战国中期，《孙膑兵法·官一》才有：“授正以乡曲”。到了战国晚期的《尉缭子·兵
教下》有：“八曰全曲……十二曰经其全曲。”《吕氏春秋·行论》有：“不容乡曲。”《韩非子·亡征》有：“乡曲之善举。”由上可知，在军队里“乡曲”指由
同乡组成的某一级别编制的部队，在民间指同乡的民众。若《孙子》产生于春秋末年，以其影响，总不至于连“孙武”的“直系亲属”——孙膑也“不会”用“曲
制”一词吧。
《管子·七法》里有：“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这时，军队含义的“曲制”一词才诞生。上世纪的国学大师罗根泽
先生考证后认为：“<七法>第六，战国末为孙吴申韩之学者所著。”（见《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除了《七法》有
这一处“曲制”外，就剩下《鹖冠子》里用了两处“曲制”。
经过上述比较，“乡曲”“全曲”“曲制”，一以贯之。直到战国末年才有了“曲制”一词，《孙子》里出现了“曲制”一词，只能证明它产生于战国末年。
（二）曹操怎样错误地注解“曲制”
《孙子·始计》提出了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是：“道”“天”“地”“将”“法”。对“法”的定义是：“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怕后人误解，紧接着
在“七计”里又对“五事”进行了解释“（1）主孰有道？（2）将孰有能？（3）天地孰得？（4）法令孰行？（5）兵众孰强？（6）士卒熟练？（7）赏罚孰
明？”“七计”和“五事”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道”占了第（1）句；“天”“地”两事占了第（3）句；“将”占了第（2）第（5）第（6）共三句；剩下
与“法”有关的就是第（4）第（7）两句了。“法令”和“赏罚”就是“法”的正解，文本自身已经非常清楚了。
然而，后人却对此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源自于曹操对《孙子》的错误注释。曹操注解道：“曲制者，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
者，粮路也；主用者，主军费用也。”直言之“军法”就是：“曲制指的是部队的编制、组织结构、各部队旗帜色彩的区分、锣鼓声音的规定。”“官道指的是各级
军官的职责制定、粮道畅通与否。”“主用指的是军需财物的供应充足与否。”可是，文本中的“七计”哪有一句是和曹操的注解有关呢？按照曹操的理解，（4）
（7）两句就应该改写为“编制清晰吗？”“旗帜鲜亮吗？”“锣鼓声音规定好了吗？”“军官职责明确吗？”“粮道畅通吗？”“军费充足吗？”可是，无论怎样
“拐弯”，也不能把“法者”“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和曹操的答案联系起来。若来到军队里，指着旗帜、锣鼓、军号、粮草等等说：这就是“法者”，就是“法
令”，就是“赏罚”，岂不闹出大笑话。

对于官员的职能，先秦典籍里多有论述。《商君书·定分》有：“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对于军官的职能，《尉缭子·原官》专门有一番考究，“官
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官员的本职就是管好该管的事务，臣下处理事务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国君检验
臣子工作的依据也是法律、法规。
“官道”首先是指为了执行法律、法规才设置官员；其次，“守法稽断”，判断曲直是非是官员的职责；再者，“官道”是一个有完整含义的双音节词，不能割裂开
来一字一解，什么“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如此肤浅而随心所欲的注释，竟能畅行无阻一千多年，也可知读书人对“一把手”——曹操的迷信到了何
种地步。按照曹操的解释，全句应该这样句读“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在“曲制”和“主用”这两个双音节词之间，插入“官”和“道”这两个单音节
词，不合乎古人的语法逻辑。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一句，一定要处处围绕着“法”来理解，这句话的正解就在文本的“七计之中，脱
离文本的范围，信马由缰地理解，可谓是离题万里。我们只能承认曹操是望文臆想，做出了风马牛不相及的错误解释。不能因为他是“魏武帝”，不能因为他是注解
《孙子》的第一人，更不能因为他有“遗篇”，今人就唯曹操之马首是瞻，将错就错，继续犯泥古不化的错误。
（三）《孙子》里“曲制”的出处和本意
知道了曹操制造的错误，只解决了第一步的问题，第二步是让我们看看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本意又是什么。
《鹖冠子·天则》有：“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法章物而不自许，天之道也。以为奉教陈忠之臣，未足恃也。故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意为：弯曲的物品可
以让它改成直的，人也可以被改变、使用。用法则规定了万物的发展而不自以为是，这就是天道。认为是规规矩矩，爱表示忠心的臣子，不值得信赖。所以，法就是
用来衡量曲直是非的，掌握法的官员就是预备给君主使用的。从“法”的角度来看，“曲制”在全句中的意思就是“曲直”。
《能天》一文还有：
“彼虽至人，能练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饰其身，若和符节；小大曲制，无所遗失；远近邪直，无所不及。”这句话在“若和符节”和“无所遗失”处，可分为三个
分句，都是“至人”具备的能力。第二个分句的“小大曲制”，对应第三个分句的“远近邪直”，“曲制”仍是“曲直”的意思。《鹖冠子》里两次出现“曲制”一
词，绝不是偶然现象。
遍检《鹖冠子》全书对“法”的论述，没有一处是和军队的编制、旗帜、锣鼓、粮道、军需供应有关。如《学问》有：“法令者，主道治乱，国之命也。”法令是国
家的命脉所在，军法是军队的命脉所在，怎能和旗帜、锣鼓、粮草等等划等号呢？《度万》有：“化万物者，令也；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内者也；令
也者，出制者也。”仔细体察《天则》中：“故法者，曲制、官备主用也。”在文中的作用，及前后句的关系，可以确定这句话是《天则》的原创，《孙子》把《天
则》的原话截取过来，拼为“五事”之一，又在“七计”里对“法”进行了解释，不同之处就是把“官备”改为“官道”而已。
战国末年，依法治国已成为社会的共识，许多思想家都对此发表看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
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评判、解决公平与否，“矫”正“不直”，就是“法”的功用。军中之法，解决、评判的是军队里的是非曲直。若按曹操的意思，韩
非的例句就变成了：“武圣人制定的军法，就是部队的编制、组织结构、各部队的旗帜色彩的区分、锣鼓声音的规定、军官职责、粮道畅通与否、军需财物的供应等
等。”把“法”的基本功用“平不夷，矫不直”去掉，就失去了《孙子》的本意。
《管子·权修》有：“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法者，将用民能者也。
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权修》讲的“法”涉及爵位、奖赏、官职、刑罚，却和曹操的
“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粮路也；主用者，主军费用也。”的解释毫无关系。
如果“权威”们仍然认为曹操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权威”们必须在曹操以前的文献里找到旁证，以证明“法者”就是：“曲制”—— “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官”—— “百官之分也”；“道”—— “粮路也”；“主用”—— “主军费用也”。
查
检任何一部古代汉语工具书，对“法”的解释，没有一个词条和“部队编制、组织结构、旗帜、锣鼓、军官职责、粮道、军需供应”之类的问题相关。任何一部先秦
典籍对“法”的阐释，也没有“曹操式”的答案。对先秦典籍的理解，还是应该尊重先秦人士的意愿，后人的曲解和时髦的附加意，都是错误的研究结果。
《鹖冠子》把“曲直”写成“曲制”，一是楚音在中原地区被转读，如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子文，叫鬬榖於菟，楚音把“乳”念作“榖”，把“虎”念作“於菟”。如楚国的申包胥，在楚人口里读作“棼冒勃苏”（见《战国策·楚策一·二十》）。二是在传抄过程中以讹传讹了。
《孙子》的编者，取用了《鹖冠子》的原话，这是铁证。“曲制”一词的本意是法律层面的意思，也是铁证。同样，曹操对“曲制”的错误注释和后人对曹操的盲从，亦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曹操向往的是“秋冬狩猎，春夏读书”的生活，看来他实在没有好好读过几本书，对此不必讳言。
杨炳安先生在《孙子会笺》中说：“部曲之制，春秋时无，战国以后始见于史籍。”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有孤证不成立的原则。“曲制”一词在春秋末年就出现的证
据，只有《孙子》一书，这就否定了“曲制”一词产生于春秋末年的可能性。《管子》和《鹖冠子》里“曲制”出现了三次，这也证明了罗根泽先生和杨炳安先生结
论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