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囘族服装”的场景或情境性
　　本文所谓的“民囘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囘族的族际社囘会包括国际社囘会中，能够被作为民囘族识别或归属、认同之标识或符号的服装②。例如，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印度人的“纱丽”、蒙古人的蒙古袍、藏族的藏袍、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服饰等等，都是不言而喻的“民囘族服装”。但是，在中国，这一概念还经常被用来特指少数民囘族的服装③。就像在全国人囘民代表大囘会或全国政协的重要会囘议上，一些少数民囘族出身的代表或委囘员，往往会特意穿着鲜艳的本民囘族服装一样，“民囘族服装”往往可以成为其少数民囘族身份的标识和其民囘族认同的象征。在多民囘族的中国社囘会里，少数民囘族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汉民囘族间相互区别的最为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就是“民囘族服装”④。
　　中国各地的汉囘人服饰文化，也非常富于多样性，在它们都是汉囘人的装束这一意义上，确实都算得上是“民囘族服装”，也可以叫做“汉服”；但是，当它们在不和其他民囘族或族群囘发生对比参照的关系时，把它们理解为具有地方性的“民俗服装”似乎要更为恰当一些。例如，贵州的汉囘人支系屯堡人的妇女装束，大多为青色或蓝色的大襟长袍，其腰缠布或丝质长腰带，并在衣襟、袖口等处镶以花边⑤。这一类地方性的“民俗服装”，若是在和贵州当地其他少数民囘族的服饰相比较的时候，的确算得上是当地一部分汉囘人的“民囘族服装”，但它通常却并不会被选择出来作为全体汉囘族的“民囘族服装”。当研究者把它和其他地区的“民俗服装”（例如，福建惠安的妇女装束等）进行对比时，一般会说它们分别反映了汉囘人服饰生活或服饰民俗的地域多样性特点。换言之，若是没有族际的场景、情境和条件，就可以将它们只理解为“民俗服装”。
　　在中国的各种多民囘族的场景下，尤其是在“华化”⑥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少数民囘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囘族服装”来予以表达，而建构本民囘族的鲜明“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正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推出经过改良了的“民囘族服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少数民囘族的服饰文化发生了很多诸如“舞台化”、“轻装化”之类的变迁⑦，其绝大多数情形都是以多民囘族国囘家的族际关系为背囘景的。显然，“民囘族服装”在很多囘情形下，是在族际的环境、场景或情境下，由“民俗服装”延展或引伸而来的。汉囘族的有些“民系”或有些少数民囘族的支系层面，也往往穿着各自不尽相同的服装，像苗族、瑶族和彝族的很多支系就是如此。一方面，它们既具有反映其地域性特点的“民俗服装”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在某些族际条件或情境下被作为“民囘族服装”的资格。至于具体地会是哪个支系或哪个地方的“民俗服装”有可能在族场景或情境下被升格成为“民囘族服装”，则要取决于族际关系的各种具体的情形。族际的场景或情境，通常是只会选择一部分“民俗服装”而不是其全部来作为“民囘族服装”的典型。“民俗服装”和“民囘族服装”的关系，就像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一样。“民囘族服装”是在具体的族际场景和情境下被定义的，这也就如同民囘族的“自称”和“他称”一样，既需要有自称的依据，又需要有他称的承认。“民囘族服装”也一样，既需要有“民俗服装”的依据和根源，又需要有族际情境或环境、条件的筛选和来自“他者”的认知。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各少数民囘族社囘会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说着他们各自的“民囘族服装”，并且不断地通过其“民囘族服装”而在多民囘族的中国社囘会里展示或形塑着各自的“民囘族形象”。这可以说是颇为寻常可见的文化动向。在中国的大多数场合下，节日盛装要远比日常着装更加容易被选择出来作为“民囘族服装”或其改良所依据的原型，这是因为节日盛装比较起来要更加符合民众对于其自身“民囘族形象”的偏好。在中国多民囘族社囘会的族际关系里，除了“民囘族服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界定之外，服装文化的族际交流也颇为常见，服装文化之间互相采借和彼此影响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少数民囘族社囘会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日常男装和所谓“汉囘人”的服装以及和都市市民的装束逐渐相趋同的发展走向。


　　“新唐装”的设计创新，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服装要素与现代款式造型相结合的问题，亦即重视传统服装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要素，诸如立领、对襟、手工盘纽等，但放弃了传统服装之肩袖不分、前后衣片联体等缺乏立体感的款式造型，而代之以肩、袖等部位的现代装袖造型。此外，在面料的选用、装饰的纹样（团花）{15}、裁缝的工艺等方面，也都既较好地汲取了经典的传统因素，又营造出了“新唐装”的现代美囘感。
　　“新唐装”的设计、隆重推出和大范围流行，也是依托“都市流行现象”的规律而成功运营的一次具有强烈商业性的操作。“新唐装”的流行，既不是常见的辐射式、渗透式，也不是蔓延式或爆发式，而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共振式”流行{16}，亦即在“新唐装”发祥之地的上囘海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几乎同时发生共振，这多少意味着在“新唐装”的流行之先，中国社囘会已经逐渐地具备了较为普遍的适宜于“中式服装”复兴的社囘会氛围和基础，故“新唐装”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全国。实际上，早在“新唐装”亮相之前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种“中式服装”就已悄悄流行，特别是在一些仪式场合和某些特定的服囘务性行业，“中式服装”的登场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并具有特别的亲切感和亲和力。
　　“新唐装”的定位，有两点值得提及。第一，由于是为亚太各国或地区领囘导人设计的“高级服装”，故特别注意款式、面料和制囘作工艺的水准，一切都要求高档和一流。尽管APEC领囘导人非正式会囘议的并不很长的服装传统是以“休闲”为导向的，但“新唐装”的设计理念却是着眼于正式场合，很注重款式的庄重感。第二，设计者们对于“男子宽松”、“女子合囘体”之类的着装建议固然是适宜的，但试图使“新唐装”能够适应劳工和工作以外的所有场合（包括正式场合与休闲场合）以及所有人需求的“万能”服装，却并不现实。“新唐装”究竟是正式场合的礼服，还是休闲场合的休闲服？它是代表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民囘族服装”，抑或只是一种新的时尚服装？对此，“新唐装”的初创设计者们的界定，并不是十分明确。除了在一些可能的服囘务行业或工作环境允许的场合之外，“新唐装”基本上是不适合劳作的。笔者认为，“新唐装”在当代中国人服装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初创者们的设计初衷和服装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它还需要在实际推广或广泛的流行过程中得到社囘会公众着装实践的检验。例如，“新唐装”最初虽然是作为高级服装（礼服）推出的，但在普及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
　　“新唐装”广泛流行的社囘会背囘景，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去理解。改囘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囘民众的社囘会生活逐渐出现了民囘主化的趋向，经济生活也逐渐进入了“小康社囘会”。中国服装工业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为丰富国人的服饰生活也提供了基础性的物质保囘障，与此同时，人囘民大众有关服饰的社囘会心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林林总总的时装和多少有些从容和得以休闲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中国社囘会发展到了需要以时装来装点生活、寻求意义和表现个性的时代。在另一方面，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带来了国际服装文化的大面积交流。“新唐装”大量地汲取了国际时装的设计理念和剪裁技术，可以说它基本上是在意识到国际社囘会中的中国人“形象”的前提下被创制出来的。一言以蔽之，在新的时代背囘景下，中国人的民囘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得一般国囘民对于“新唐装”的感知和印象，已经和近一个世纪之前人们对于长袍马褂的认知与印象完全不同了。


又是和稀泥的言论

　“汉服运动”并没有局限或停留在网络社区内的议论和争执上，它也逐渐地向社囘会实践的方向发展，亦即从网络社区走向现实的社囘会。从推崇“汉服”的理念，到试穿“汉服”的实践，进而再到推广或普及“汉服”的努力，“汉服运动”有一个逐次深化的发展过程。“汉服爱好者”们不断进行有关“汉服”的各种宣囘传、造势、表演和实践活动，致力于引起各种现代媒体和社囘会公众的关注，不断地制囘造关于“汉服”的话题，进而宣扬“汉服运动”的主张。截至目前，“汉服运动”的社囘会实践，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一些“模式”或有规律可循的“套路”。例如，首先，是在网络虚拟社区里交流并形成“汉服爱好者”的亚文化社群共识；其次，以网络为媒介进行号召、联络、互动，并策划各种活动；然后，“汉服爱好者”的小群囘体（数人至数十人不等）自发相约，集体走上囘街头，把他们有关复兴“汉服”的理念和主张付诸实践。被称为“汉服一族”或“汉友”们的实践活动，通常都会有一名或若干名召集者或组囘织者，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亚文化群囘体的领囘袖，有着较一般成员更多的知识储存和更为积极的姿态，通常也是由他们向围观者答疑解惑的，例如，解释“汉服”的由来，说明“汉服”和相关民俗活动或传统仪式的关系，向媒体介绍“汉服爱好者”的理想或“汉服运动”的目标等。其中对于“汉服”的解说，有时是场景性的，比如说寒食节踏青郊游，放风筝、荡秋千时，穿上宽袍大袖的汉服，才更有飘逸的神韵和感到轻便、舒适等{24}。总体而言，“汉服运动”的实践活动，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汉服运动”得到了不少名人包括一些大学教授、年轻知识分囘子、影视演员、服装设计师的支持、赞赏和鼓励{39}，但总体而言，知囘识囘界对于“汉服运动”的反应既较为谨慎，也颇为复杂。有一些学者将其视为是年轻一代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有学者认为近来的“汉服”热潮其实是几百年来中国人“身份焦虑”的一次大爆发；还有学者指出“汉服运动”具有“复古”倾向，并对文化的“纯粹性”过于执着；更有人批囘评“汉服运动”中包含的某些激进民囘族主囘义理念颇有危险性等。
　　“汉服运动”所经常遭遇的挫折，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容易为更多的社囘会公众所理解。“汉服爱好者”们的实践活动，最经常遇到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被认为穿着“寿衣”上囘街，很不妥当，由此引起过一场著名的官司。
　　2、被误解为拍电视剧或拍电影的专囘业或群众演员，这说明身穿“汉服”的形象往往使人联想起“古装戏”，实际上，确实也有一些“汉服爱好者”正是从“戏装”去认识或学习“汉服”的。
　　3、经常被误解为日本人或韩国人，而“汉服”也往往被当成是和服或韩服。每逢此时，“汉服爱好者”经常会有两个反应，一是有些生气或失望，二是把它看作宣讲“汉服”，启迪民众的宣囘传机会。
　　4、能够制囘作“汉服”的裁缝店铺很少，很多“汉友”不得不亲自设计或缝制“汉服”，这样也就使得“汉服”的款式与形态更加具有了多样性。
　　5、时常也会面囘临一些舆囘论的批囘评，例如，说他们只是在谋求“出风头”、“做秀”，其部分言囘论较少建设性，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民囘族团结等。


“汉服运动”会趋于泡沫化吗？还是会持续的“扩大化”？或许它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将有扩大化的倾向。“汉服”能否真正复活，重回普通民众的现代囘生活方式之中？它只是一种“时装”或“流行”吗？或者它不过是某些亚文化社群举办活动的“道具”或其成员彼此认同的标签？抑或只是少数人群的“行为艺术”？所有这些提问，其实和笔者三年前在“新唐装”盛行之时提出的问题均颇为相似{42}。
　　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多民囘族国囘家的中国，是否需要“国服”或唯一的“民囘族服装”？中国人的“民囘族服装”是否可能？“国服”是否有可能成囘立？显然，比起“民囘族服装”来，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人”、“中囘华民囘族”这样的范畴或理念是否能够确立。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概念应该以是否具有中国的国籍为依据，因此，“汉服运动”的“国服”指向必须面对如何涵盖为数将近1亿的少数民囘族人口的问题。“中囘华民囘族”或许只是正在建构之中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历囘史的依据和实体的支撑。“汉服运动”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把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孜孜追寻或试图建构“民囘族服装”的尝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信今后类似的尝试仍会不断地出现，中国社囘会仍将继续追求“民囘族服装”的创设与建构。北囘京奥组委和中国奥囘运赞助商恒源祥集囘团，从2006年12月起，公开向海囘内囘外征集“中国礼服”的设计创意方案。所谓“中国礼服”被认为应该具有中国元素，传达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是“健”与“美”的结合。有关人囘士认为，这个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做出一套具有标准性的“国服”，在2008年8月8日晚的奥囘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将会穿着一套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服装，并引起轰动{43}。2007年4月5日清明节，天涯社区、汉网等20多家网站联合提出了有关“奥囘运会上中国的汉囘族运动员应着汉服入场”的倡囘议囘书，建议北囘京2008年奥囘运会采用中国传统服饰（“深衣”）作为大囘会的礼仪服饰，从而在网络上引发了新的一轮热烈讨论。围绕着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礼仪服装问题，既有考虑到少数民囘族的存在，主张汉囘族和少数民囘族服装均应入选的意见，也有旨在创建“华服”（或称“中囘华服”）、“国服”或“中国礼服”的动向，所有这些均非常值得引起关注。
　　类似此种“国服”问题的讨论，以往还屡见于“国山”、“国花”、“国树”等涉及国囘家象征的议论之中，此类建构或尝试的不断涌现，事实上意味着中国的“国囘民文化”建设尚未完成。笔者认为，如果“汉服运动”能够放弃或淡化其中抵囘制或反“唐装”、“旗袍”的倾向，那么，其“运动”的品质和建设性就会有很大的提高。“汉服”的成囘立及其价值，并不需要以贬低“唐装”和“旗袍”为代价，它们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而应该是共同构成了更具涵盖性的“中式服装”。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始终非常在意自己在世界民囘族之林中的形象，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通过不断的服制革新和服装创新来改变、维护和建构自己的形象。以西式服装为基本参照系而持续进行的服装创制或改良，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时也都是以中国悠久的服装文化传统为资源，以民众现实的服装生活方式为基础而展开的。所有这些社囘会与文化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式服装”的谱系或家族，这个谱系既包括了中囘华民国时代的长衫、旗袍和中山装，也能够涵盖现当代的“新唐装”、“汉服”和各种新近设计的“华服”。中山装和旗袍、唐装等并不只是“在心理上被民囘族化”了{44}，在笔者看来，它们确实已经是“中式服装”的组成部分了。但“中式服装”还应该对更多的少数民囘族服装文化以及对汉囘族各个不同地域之“民俗服装”保持开放，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或者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场景下，“中式服装”固然需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但却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某种或某套唯一、排他的服装或款式。中国非常突出的民囘族与文化多样性，正是促使“中式服装”的内涵也具有多样性的重要依据。把中国的服装文化传统与国囘民的现代囘生活方式、进而与国际性的时装审美趋势相结合，从而不断地丰富“中式服装”之内涵的社囘会与文化实践，相信今后依然可能围绕着“民囘族服装”的创制而有继续不断的发展。


【注释】
①本文根据笔者2007年2月9日在日本国立民囘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会上的研究发表和3月24日在商囘务印书馆涵芬楼讲囘座发表的题为“唐装、汉服、汉服运动”的讲演改写而成，谨此向共同研究会主持人韩敏博士和学术评议人横山广子教授及商囘务印书馆李霞博士致以衷心感谢。
②周星：“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囘族服装’的社囘会文化实践”，载杨源、何囘星囘亮（主编）：《民囘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囘民囘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3—51页。
③参阅王辅世（主编）：《中国囘民囘族服饰》，成都：四川人囘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韦荣慧（主编）：《中囘华民囘族服饰文化》，北囘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9月版。杨源（编著）：《中国囘民囘族服饰文化图典》，北囘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④本文使用“民囘族服装”，而不使用“民囘族服饰”一词，主要是为了使讨论集中在服装上。
⑤周国茂：《贵州民俗》，兰州：甘肃人囘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7页。
⑥周星：“‘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当前中国少数民囘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载《激荡中的世界与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爱知大学21世纪重点科研基囘地工程2003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爱知大学，2004年3月。
⑦例如，纳西族的情形，可参阅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北囘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41—45页。
⑧参考王智敏：《龙袍》，台囘北：艺术图书公囘司1994年8月版。
⑨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囘海文艺出版社1998囘年12月版，第8囘9—90页。
⑩如清华大学袁杰英教授认为，中国人称自己的民囘族服装为“唐装”不合适，因为它是海外诸国称呼中式服装的名词。参见杨菊芳：“满眼‘唐装’非唐装：由此引出的纷纭话题”，《北囘京青年报》2002年2月10日。
{11}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上囘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0—21页。
{12}“滚边”：一种用窄布条把衣服某些部位的边沿包光以增囘加美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又叫做滚条工艺。“镶边”：将布条、花边、绣片等呈条状缝拼在衣襟或袖、领等处边缘，形成与大身衣片的衣料和颜色有明显差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
{13}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1页、第63页等。
{14}郑土有（主编）：《上囘海民俗》，兰州：甘肃人囘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16—218页。
{15}夏目晶子：“团花纹样在现代中国式服装上的表现”，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筹备委囘员会（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囘立大囘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囘京，2006年12月23日，第234—243页。
{16}夏目晶子：“唐装盛行的特点及其历囘史因素”，载杨源、何囘星囘亮（主编）：《民囘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囘民囘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第318—330页。
{17}据说，台囘湾亲民党主囘席宋楚瑜访问大囘陆、祭祀黄帝（陕西省黄陵）时曾接受幕僚建议，身着西装而未穿“新唐装”，这是因为他担心会刺囘激激进的大囘陆“汉服”网友。
{18}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北囘京：中国社囘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88—8囘9页。
{19}果洪升：“满族社囘会文化变革与民囘族的发展”，载横山广子（编）：《少数民囘族の文化と社囘会の动态―东アジアからの视点―》（国立民囘族学博物馆调査报告50），国立民囘族学博物馆，2004年3月，第26囘9－272页。
{20}藤谷浩悦：“湖南省の辛囘亥革囘命と民众文化―姜守旦再来の谣言を中心に―”，载爱知大学21世纪COEプログラム、国际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编）：《现代中国における思想、社囘会と文化―中国文化とアジア世界の文化共生研究会COE最终报告书》，爱知大学，2007年3月，第175—190页。


求楼主头像出处

文章太长了，留名。

写的不错
花心思了

哈哈哈~~~~~原作者是谁，此人潜水不深还是在和稀泥呢

好文

一半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