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精辟的话可以使一本书瞬间具备让人驻足翻阅的力量。《偷书贼》的封面写着“这是一个关于文字如何喂养人类灵魂的独特故事”，“文字喂养灵魂”这句话是当下图书宣传的热门噱头之一，其屡试不爽的宣传效果似乎歪打正着地揭露出当代人在光怪陆离的生存环境中潜意识里对思想和精神贫瘠的危机感和迷失感。但这句话用在本书身上，却恰如其分。
小说的背景是1939年的德国，小女孩儿莉赛尔被送往慕尼黑远郊的寄养家庭。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个比食物更加难以抗拒的东西——书。她开始偷书，并给躲在地下室的犹太人和防空洞里的街坊邻居读故事，一个小孩子所犯的“错误”，竟慰藉了战火中千百颗惶惶不安的心。这样的故事一经推出，立即登上英美各大changxiao书榜，并荣获纽约10报青少年文学排行榜第一名、美国亚玛逊shu店第一名、澳洲2006年度文学类第5名等多个奖项，被作者称为是自己“最好的一次创作。”在我看来，本书有许多独特或过人之处使它无愧于读者和书评家们的厚爱。
首先，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它是西方作品中少有的、以死神为叙述者的作品。这部作品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听死神讲那过去的故事。这么选择的好处，表面上是为了吸引眼球，事实上一来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从而淡化人物内心而突出事件本身，给予读者更多再创造的空间，使作品包涵更丰富的内容；二来可以尽可能从客观的角度去展现纳粹和犹太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并不是教科书或者历史书上被学者说烂了的词语，而是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点点滴滴，化成生活的一部分，无法渲染却无处不在，这便于让读者的视角从较为感性的认识（如对战争的厌恶和对遇难者的同情）回归到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之中，淡化历史的悲剧性，强调作者想要强调的主题：文字如何在冰冷大地开出温暖之花。
有评论说，“死神”一角的选择对小说的成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1939年的世界，死神的确是最好的见证者。本书中的死神与经常出现在西方作品中充满神秘和惊悚感的死神有所不同，它会为忙碌而喋喋不休，会流露情感，会揣摩人的内心，会欣赏天空的色彩。它是全知的，但决不是全能的，因此在它的口吻下，世事总是无可避免地带上一丝无奈和惆怅，这使发生在二战背景下的故事，即使不用过多笔墨渲染，读者也能感受到战争造成的伤害和遗憾。同时，死神若即若离的“参与者”身份与作者简约的文字风格相称，二者调和形成一种凛冽、抽离、清醒、冷静、流畅却不冰冷的氛围，使读者得以更自主、更直接地体味组成故事的每个事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里的死神是和上帝身份重叠的，它讲述着悲剧性的事件，却不断提醒事件里的人们最终归宿都会是死亡。死亡变成了一种终结，也是一种解脱，在纳粹德国，它更成了一种希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其次，小说“平铺式”的叙事结构匠心独运，小事情也能撑起大背景。与传统的时间为线索或者事情发展为线索的纵向展开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的叙述是横向展开的。它没有明显的脉络，给出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碎片，或者死神突然插入的个人笔记，甚至会把部分结局先放在前面，中间插入无关的事情，再把相关事件交代清楚，这使得许多读者抱怨它的凌乱和拖沓。其实细细读来，它一点也不拖沓。因为讲的是普通人的事情，所以只能一遍一遍地抓住那些细微的细节，但看完全书，把这些细节拼凑起来，会发现每个人物都是那么鲜活丰满：鲁迪永远生机勃勃、休伯曼太太是刀子嘴豆腐心、汉斯•休伯曼温暖憨厚、躲藏在地下室里的犹太人有丰富却无法抒发的情感……我们像历数身边的邻居一样历数这些角色，而这都归功于一层层铺开整部作品的小事情。生活本身总归是平淡无奇的，就算是荒谬的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的生活里也很难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生活本身又是逻辑不严的，很难由今天发生的事情去推理明天的模样。所以，这样的叙事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生活本身，犹如侯孝贤导演的长镜头，具有生活本身震慑人心的力量。这些凌乱的“珍珠”，又由一个名叫莉赛尔的小女孩强烈的求知欲串起来，画卷一样展现在读者眼前。就此，我认为它比评论中经常拿来作对比的《安妮日记》结构更复杂，构思更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