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已年过七旬，仍以每年一部影片的创作速度延续着自己的电影神话。他的银幕形象通常是一位略带神经质的犹太小民，在纽约街区中啰里啰嗦，时而“萨特、费里尼”地高谈艺术哲学，时而用香槟酒杯喝着可乐，大声抱怨找不到称职的管道工。不知不觉，艾伦已经对我们絮絮叨叨了40多年。在美国，他永远是位“边缘导演”，许多一线明星会自愿降薪出演他的影片。到了法国，无论商业还是艺术院线，他的作品总能双赢。
近年来，苛刻的《电影手册》开始质疑他的作品质量，“主题有限，题材重复”、“幽默方式老套”、“引用典故的套路没有创新”成为“反伍迪·艾伦派 ”和评论家互相攻击的论据。也许是对批评的反击，也许要寻求新的突破，2005年后，伍迪·艾离开纽约，走向欧洲，《赛末点》、《独家新闻》和《卡珊德拉之梦》以伦敦展开叙事，《午夜巴塞罗那》转战西班牙。
今年戛纳开幕片《午夜巴黎》延续着他在欧洲的寻梦之旅。欧文·威尔逊扮演的青年作家基尔·潘德尔颇有艾伦的自传色彩，他厌倦了好莱坞的编剧生涯，打算开始创作小说，重新寻回最初的文学梦想。为得到灵感，基尔跟随富有的未婚妻来到巴黎，一次午夜独行时，被一辆穿梭时空的马车带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文艺沙龙。基尔得以与菲茨杰拉德夫妇一起围着科尔·波特听歌，与海明威一起喝酒，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夫人寓所中邂逅毕加索的情人阿德里亚娜。影片中的巴黎浪漫得不切实际，伍迪·艾伦在搭建一个艺术理想国的同时，似乎也在寻找自我的艺术源头。影片迄今为止上映了9周，入座数达到1619 973人次，大有赶超《午夜巴塞罗那》23周1914781人次的纪录。
早在戛纳期间，伍迪·艾伦已透露，下部影片（《伍迪·艾伦十日谈》）将在罗马拍摄。此次赴欧看景，艾伦利用间隙取道巴黎，在以“城市”为主题的电影论坛中，与影迷分享创作感受。
写剧本时就在考虑预算
时代周报：从2000年开始，你的创作又回到了最初的喜剧路线。对你而言，在电影里开玩笑是不是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也是你迷恋喜剧的原因？
伍迪·艾伦：基本是。我讨厌现实世界，当然，只要在那儿才能找到一家不错的餐馆。我希望生活像电影，电影比真正的生活多一点东西。
时代周报：近年来，你时常选择欧洲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从伦敦到巴塞罗那，这次是巴黎。你曾经说过，法国像一位慷慨忠诚的情妇，她鼓励你继续拍电影？
伍迪·艾伦：对。法国观众的支持确实让我的电影生涯有所不同。有时我也会有些小小的埋怨，比如法国人把我当成“知识分子”，因为我戴着厚边眼镜；把我当成“艺术家”，因为我的片子不卖钱。不过他们的热情一直鼓励我继续工作。
时代周报：《午夜巴黎》中出现了许多上世纪20年代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毕加索、达利等。你有没有想过拍一部专门塑造某位艺术家的影片，或类似传记片？
伍迪·艾伦：想过。不过10年前就已经放弃了。《午夜巴黎》（2011）与《甜蜜的结局》（1999）在写作上遇到同样问题。当时我很想拍一部爵士演奏大师西德尼·贝谢特的影片，但成本肯定极高，因为他的生活辗转于多个城市，新奥尔良、芝加哥、纽约、巴黎。同样，要拍海明威，至少得去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古巴，每个拍摄点都要搭建重现历史原貌的布景……投资太昂贵。如果我创作一位人物，让那些名人们在特定的场合（巴黎）跟他有几次短期的相遇。这样成本中等，拍摄场景又有节制。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操作。
时代周报：就是说，你拍摄时会去考虑影片的预算？
伍迪·艾伦：写剧本时就已经在考虑了。有时我刚开始构思一场戏，第二个念头马上会想：“放弃吧，这么拍起码要多花200万（美元，下同）。”所以这场戏全部删除。比如1998年拍《名人录》时花了2500万，远远超过我的心理极限—1600万。以我的操作经验，拍一部1500万的影片，每个人都能得其所愿。超过的话，就有风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