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昭通卫生学校上学的21岁女孩吴倩，被一名叫赛锐的男子活活刺了27刀不幸身亡。吴倩的母亲张绍琼说，“案发当天，女儿近乎双手抱头哀求。但赛锐根本不管这些，他甚至骑到吴倩身上，连刺了27刀。”吴倩最终因心脏、肝脏、肺部、腹部、背部等多处受伤，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最残忍的是，当凶手刺下二十几刀后，吴倩不仅喉管被割断，她的头部，只有一点皮与身体相连。在事发现场，鲜血溅满整个墙壁，惨不忍睹。”
2009年5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其后，吴倩的母亲张绍琼无意中听说，赛锐那方竟然说没啥了不起，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打通各个环节，让省高院改为死缓。张绍琼后来经过了解得知，赛锐家本身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在法院有亲戚。
后来，被告人赛锐提起上诉，云南省高院将此案改判为死缓。云南省高院判决书里提到，上诉人赛锐犯故意杀人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本应严惩。鉴于赛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此外，省高院还认为，本案系情感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对赛锐可酌情从轻处罚。赛锐属应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所以，省高院认定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偏重。所以，省高院撤销原判量刑部分，判处赛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以上是云南吴倩被害案的一些过程。与李昌奎一案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情节极其恶劣，都是死有余辜。但李昌奎与赛锐都是有自首情节，而且两案都是属于家庭或感情的纠纷、矛盾激发而引发，按云南高院的认定，社会危害性略小。最后，两个穷凶极恶之徒都得以免死。
本人对云南高院的判案规律进行思考后，发现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希望引起重视，当法律在云南不能给予犯罪分子有效的震慑，甚至是起到鼓励和庇佑的时候，在云南的国人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了。
一是尽量要对各种歹徒忍让，除开你有三个人以上，否则就算被歹徒杀害，杀害的程度达到一个被奸后杀死，一个被活活摔死，那么你的在天之灵经由法律之路是得不到任何安慰，因为慈悲为怀的云南高院最后会对杀死两人以下的歹徒网开一面，让其继续活命。
二是如果纠纷是个人之间，家庭之间，遇上可能杀人的歹徒，要想尽一切办法躲开，如果歹徒蓄意要跟你过不去，尽量逃到云南以外，这样杀人的歹徒就不会那么猖狂，弄不好一刀杀人就是活命难逃，更不要说二十七刀。
同时，我也想到了，万一去云南，迫不得已而行凶的话，杀人不可超过两人，两人中也只能奸了一人，这是已经验证过的，云南高院会给予免死；在有，恨一个人，想让她死，千万不能刺上28刀，因为目前的案例只有27刀，极有可能就是那最后一刀让变成杀人真的要偿命了。当然，那27刀多残忍都没关系。最后还得注意，杀人后，在逃跑过程中，如果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最好自首，这个情节，会是云南高院的免死金牌。
当然，我们谁也不想杀人，后面的这个假设永远不要有。只是，即使我们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善良之人，仍是有些歹徒会钻云南高院的空子，为云南高院的仁慈叫好，并且堂堂皇皇地杀人后一脚踢开“杀人偿命”的老古董而心安理得地活着。
我不知道云南高院对这两个案件的判决原因是否真如公开的解释，当然，我希望背后真的没有其它的因素了。否则，我会云南的法律痛哭，全中国会有许许多多的公民为云南的法律痛哭，因为那是云南高院的走火入魔，已经不是普通的药方够治疗了。
其实，我更不希望云南高院对这个案例进行高深莫测的解释，因为现在的犯罪分子多半是有文化了，甚至他们中有着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比受害人更懂得分析云南高院的审判规则。到头来，他们会精确地把杀人的刀数控制在27刀以下，会优雅地奸杀少女再摔死其亲属；会假惺惺地高举双手说“我自首来了”；会若无其事地告诉天下人，在云南，我是杀人了，但我只是家庭、感情纠纷，属于社会危害极小的凶杀案，属于云南高院免死的范畴，你们谁都不要再叫嚣了。
甚至，当这些杀人的凶犯逍遥于死刑之外的时候，公众都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还要为云南高院鼓鼓掌，说点赞美的话，否则，这些公众将是心脏长毛的家伙，极其阴暗地盼望法律杀死一个罪该万死的恶徒，套用云南高院的话说，就是“以公众狂欢的方式判一个人死刑”。真让我等这辈子做不了人啊，我们怎能用狂欢的方式去盼望一个人从这个地球消失呢，那是多么卑鄙的行为！
最后，我严肃而认真地说：在云南，杀人不要超过27刀；奸杀之后，最多只能再摔死一人；并且在走投无咱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自首的情节。否则，你真有可能麻烦，因为云南高院虽然仁慈，然而，是否会破记录给你免死，那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