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在历代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社会中，赋税征课的苛重或轻薄，对国计民生、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有很大影响，故向来为史学界所关注。七、八十年代，我对秦汉时期的赋税徭役曾做过总体考察，并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集结成册，于1988年付梓出版。[1]那时，深感汉初①有关赋税的资料简缺，有些问题难于深论。2001年张家山汉简[2]刊布后，不胜欣喜，发现在赋税方面有许多文献记载所未有的新资料，可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这方面，有论者已发表了些成果，②但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里拟就汉初的田税、末业税及赋敛征课中的一些问题谈些基本看法，有望同仁赐教。


一
“田税”与田制密切相关。西汉初期实行“授田制”，如汉高帝五年五月曾有诏，对“罢兵归家”的复员军人赐爵、免役和“法以有功劳行田宅”[3](高帝纪)的规定。随之，吕后颁布的《二年律令·户律》中，又有对不同爵位与无爵位者，授予不同数量田、宅的规定。据《户律》，当时“授田”的数量，依次为：“关内侯95顷，大庶长90顷，驷车庶长88顷，大上造86顷。少上造84顷，右更82顷，中更80顷，左更78顷，右庶长76顷，左庶长74顷，五大夫25顷，公乘20顷，公大夫9顷，官大夫7顷。”大夫5顷，不更4顷，簪袅3顷，上造2顷，公士1.5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1顷，司寇、隐官各50亩”等；并对不同人群依次授予了不同量的“宅”地。[2]由此表明，西汉初期实行了“授田制”，已无可疑。但在汉初的授田制中和战国、秦时一样，官府只有“授田”的规定，未有“还田”的律文。由于“受田”人对官府授给的田可长期使用、占有，这就使国有土地逐渐成为私有土地。所以，当时拥有高爵位的人，因受田数量很多成为军功地主；同时也使大批无爵者，由于受到了部分田而成为自耕农。依照汉制，土地占有或拥有者，通常必须向国家交纳田税。据考，汉初的田税，主要包括田租、刍、稾诸项。下面，让我们根据张家山汉简结合文献记载，就当时田税的征课办法和数量问题分别做些论列。
     (一)田租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地主制经济确立，早在战国时期，各国就已普遍实行了田租(税)的征收。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初租禾”，[4](六国年表)便是秦国正式征收田租的开始。据云梦秦简，[5]秦时田租征收的办法，通常是以一户有田“一顷”的标准，按“人户”征收。田租主要基于“地”，但又与“户”有关。那些有田一顷以上的人，固然按顷亩纳租，而没有“授足”一顷田的农户，似乎也要交纳“顷田”即百亩的田租。
     汉初征收田租是否和秦代一样，文献记录不明。如今，张家山汉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信息。
     如《二年律令·户律》规定：
     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   又《二年律令·行书律》载：
     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鸡*[仑+刂]中五部，部人勿令繇(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稾。
     上引《二年律令·户律》谓“卿以上”的“卿”，未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二十等爵的爵名。疑这个“卿”为商鞅变法时遗留下来的老爵名。这里的“卿以上”爵位者，大概是指左庶长至右庶长爵位以上的人。因汉高祖五年“复故爵田宅”，[3](高帝纪)在这个过程中，汉初将秦代那些有“故爵”、“田宅”的人恢复、保留，于是对其也就不再重新“授田”。所以，这些有“故爵”、有“自田”的人，可以免交田租和不出顷田刍稾，享有免租特权。《行书律》中的所谓“邮”是指交通线上传递信息的机构名称，如“邮传”、“邮亭”、“邮驿”等。而“邮人”，顾名思义，即专门从事传递信息的人。当时蜀、巴、汉(?)中、下辨、故道等五邮的邮人，“勿令出租、刍稾，”也是一种优惠政策。除了有“卿以上”爵位者及“邮人”，法律规定其“不租”外，其余“受田”者，一般皆得依法交纳多少不等的田租。官府征收田租的办法，乃根据管理部门已编造好了的籍簿，如《户律》中说的“田租簿”等，按照“授田”的多少“以顷计征”。这和秦代的田租征收大同小异，但和西汉中期以后按“田亩、产量、依率”计征，乃有不同。[1](p81-86)
     田租的轻重，取决于田租率。据《汉书·食货志》：战国时的田租，行“十一之税”。秦代的田租率，据云梦秦简《效律》规定：“度禾、刍、稾而不备十分一以下，令复其故数；过十分[一]以上，先索以禀人，而以律论其不备。”[5]意思是田租如果没有交足什一之税，必须按规定重新交足。若达到了什一之税，未经效验，而“先索以禀人”，则以其未交足规定的数字论处。假设我们对这条简文理解无误，则这是秦代田租率为“什一之税”的直接证据。


     汉初的田租率曾有波动。史称：汉兴，“民无盖藏……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3](食货志)但后因“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行“什一之税”。而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以后，又恢复“什五税一”。所谓“减田租，复什五税一”。[3](惠帝纪)史实表明，汉初的田租率，总体上较秦代为轻。不仅多数时间实行“什五税一”，而且时有免除“二岁”、“三岁”田租的规定。显然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及“重农”政策有很大关系。
     (二)刍、稾
     刍与稾有别。“刍”即牧草，“稾”即禾杆。均为供马、牛饲料之用。刍、稾之征，不始秦汉，先秦之时已有。秦代刍、稾的征收办法与数量，在云梦秦简中有记录。如据《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刍自黄*[黍+鱼]及苈束以上皆受之。入刍、稾，相输度，可殴(也)。禾、刍、稾彻(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勿用，复以荐盖。
     《秦律十八种·仓律》规定：
     入禾稼，刍、稾，辄为*[广+会]籍，上内史。刍、稾各万石一积，成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禾、刍、稾积索出日，上赢不备县廷。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广+会]，与出之，辄上数廷；其少，欲一县之，可殴(也)。*[广+会]才(在)都邑，当□□□□□□□□者与杂出之。
     从这些简文得知：秦代的刍、稾税也是按照“授田”数量征收的，不论垦种与否都得交纳；征收的数量是每顷田交刍三石，稾二石；采用实物交纳，凡干叶和乱草够一束以上者，均可作为“刍”税提交，然上交时必须过秤，以重量计算；租谷及刍、稾征收后，必须入仓并及时向县廷报告粮草的石数，并有严格的“出入仓”规定等。
   汉初的刍、稾税，文献记载不多。唯见《汉书·萧何传》说：“何为民请曰：‘……上林苑中多空弃地，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兽食”。这里只谈了“稾”，未言及“刍”，更没有提到刍、稾税的征收办法等。此时的刍、稾税是否继承了秦制，如何征收，过去一直不明。现在张家山汉简在这方面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如据《二年律令·田律》规定：
     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
刍、稾(即)贵于律，以入刍、稾时平贾(价)入钱。
卿以下，五月户出赋钱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又前引《户律》还有“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出顷刍、稾”的规定。从这些律条来看，汉初刍稾税的征收情况和秦代相比，既有沿袭，又有发展。既有渊源关系，但又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不同。这就是说，秦代和汉初的刍、稾税，均“以顷计征”；且征课量均有“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规定。但是也有不同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汉初征收刍税时注意了土质好坏。如“顷入刍三石”，而“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秦制却无这一规定。(2)汉初注意了交纳刍、稾的新、旧。征收刍时要求“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而秦代乃干叶、乱草凡够一束刍以上的均可交纳。(3)汉初有以钱折纳实物的政策。即征收的刍、稾税，在“足其县用”之后，多俞的刍、稾税“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统一按照“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进行折纳。如果折纳中刍稾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则按平价处理。但秦代未见有这一规定。(4)汉初的刍、稾税，出现了按田、按户征收的情况。当时除主要采取按田“以顷计征”外，对“卿”级爵位以下者也有按“户出刍一石”的规定。按户收刍，在“足其县用”的情况下，“余以入顷刍律入钱”，多余的刍税也可折钱交纳。这种情况，在秦代的材料中也未曾有过反映。(5)汉初对“卿以上”的高爵户“自田户田”，不仅不出田租，也不出刍稾，有特殊的优惠政策。这一点秦代也未有具文规定。[6]
     需要指出者，汉初这种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对文、景以后的税制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文、景之时以钱折纳实物，以及区分“田刍”与“户刍”之制等，均是沿袭了汉初的制度。这从江陵凤凰山汉简可以得到说明，这一方面时贤已有论述，[7]于此不赘。
要之，两汉初期的田税，主要是田租和刍、稾诸项。就其征课办法而言，当时采取“按顷计征”，但又与“人户”有关。田租、刍、稾的征收量，各有不同。汉初的田租率，虽然有过变动，然多数时间乃行“什五税一”。当时的农户若有田一顷，亩产一石，获谷百石。按“什五税一”计算，租谷约7石。汉初粮价较高，今就低不就高，若谷价一石百钱，则7石田租，折成货币700钱。刍、稾税乃为固定税率，“顷入刍三石，稾二石”。按当时价格，刍一石十五钱，稾一石五钱。刍与稾的比例为三比一。有田一顷的刍稾税，若折纳成货币，便交刍四十五钱，稾十钱。刍、稾合计五十五钱。这样，田租与附加税刍、稾的比例是12.7：1。史实表明，就田税征课的总量而言，汉初比秦代为轻乃可确认。


     卿以下，五月户出赋钱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顷入刍律入钱。
     简文中的“卿以下”，即五大夫以下诸爵位的人。这些人“五月户出赋钱十六钱，”和“十月户出刍一石，”皆是按“户”交纳的，而且官府对其每年征收的户赋额仅十六钱，这比普通编户按“口”征赋的赋额低得多，显然是对有爵者的又一种优惠。
在近期的研究中，有的论者往往将“户赋”与“赀赋”等同，认为“户出赋钱”就是“以赀征赋”，⑨看来，这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因为大量史实表明，“户赋”与“赀赋”虽有相同之点，虽然这二者都是按“户”征收，也都是供军费之用。但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1)赋名的涵义不同。“户赋”是因以户为单位敛取口算而得名；而“赀赋”的原始名称和法律称谓是赀算或算赀。(2)实施时间不同。“户赋”的开征，目前仅见于先秦至汉初；而“赀赋”的征收则在汉武帝以后，如《盐铁论·末通篇》云：“往者(指汉武帝时)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赀征赋，常取给见民”。西汉中期后，未见史文有口算性质的户赋征课，但赀赋的征收却一直到东汉皆存，可见《汉书·箫望之传》、《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刘平传》等。(3)征课对象不同。“户赋”主要是向有“卿”级爵位者征收；而“赀赋”乃“常取给见民”，凡编户齐民皆得征课。(4)征收数量不同。前揭“卿以下”的户赋，只是每年“五月出户赋钱十六钱”；赀赋乃通常以万钱为一算，每算为127钱，税率为1．27％。⑩王莽时期，赀赋率更高，如天凤三年(公元16年)，平蛮将军出句町，“赋敛民财什取五”。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一切税天下吏民，訾(赀)三十取一”。[5](王莽传)(5)征收方式不同。“户赋”没有言及家赀，只看户主爵位；赀赋则以家赀为准，根据家赀的拥有量按税率征收。当时计赀的范围很广，既包括货币财富，也包括田亩、粮食、马牛、驴车、六畜、奴婢以及房屋等实物财富，动产、不动产皆含其中，官府根据各民户拥有的家赀，评出户等差品，然后进行征课，所谓“知民贫富，为赋多少”。[13](百官五)赀多赋多，无赀不赋。[14]所以，笔者认为“户赋”与“赀赋”不容混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征课。户赋非口算以外的独立赋目，它只是征收口算的一种方式而已。
综上史实说明，西汉初期，有关“赋”的称谓极不统一，当时法定的赋目主要是口算。汉初征赋的方式，有按“口”、按“户”两种，按口征收的叫做“口赋”或“口算”，按户征收者称“户赋”。户赋与赀赋的用途都是供给军费的开支。但前者属人口税，后者为家庭财产税，二者的性质明显有别。